今天是6月22日，第十个世界雨林日（World Rainforest Day）。这个主题日的设立，旨在呼吁人们重视健康、充满生机的雨林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海南省与云南西双版纳是中国热带亚热带雨林最主要的分布地。近年来，随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推进，海南省已设立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云南，以热带雨林和亚洲象为代表的珍稀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正在创建中的亚洲象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上两地，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土地规划变化等复杂原因的共同作用，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范围内还存在较大面积的多种类型人工林和复杂地块，造成了天然林破碎化的加剧，给野生动物的运动和迁移造成了阻碍。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目标，人工林的处置和生态修复成为保护地建设和管理中必须要应对的问题。该如何对历史遗留的人工林进行科学处置，推动其向自然化方向演替，以最大限度使生物多样性获益，并兼顾社会效益的协同？——这成为海南和云南两地都亟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6月10日至1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绿色和平协办的“保护地内人工林自然化管理的潜力与挑战”交流研讨会在海南省乐东县尖峰镇顺利举行。来自云南和海南两地保护一线的管理者、科研人员围绕人工林退出、政策瓶颈、生态修复技术等现实问题，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深度交流。
继续阅读，了解此次研讨会和实地考察的交流精华👇
云南西双版纳是中国亚洲象最主要的分布地，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的逐渐增加，人象冲突频发、生境破碎化、保护地内农田与社区交错等问题也愈发突出，权属复杂地块及其上的大量人工林和农田已经成为了亚洲象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的主要难点之一。针对这一处境，来自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工作人员深入剖析了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资源利用之间的现实矛盾，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通过优化范围、规划生物迁移通道，确权登记、三权分离等措施解决权属重叠及生境破碎化问题。
在具体操作层面，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完成了区域内复杂地块的摸底，并就“一地两证”、“承包地”、“过耕地”、“林窗”等典型地块类型进行了情况介绍，在充分考虑历史遗留问题、社区生计和亚洲象活动规律的基础上，列举了潜在的差异化分类处置方案。未来将逐步构建多元资金投入体系，推动政策协同与突破，深化社区共治共享模式。在人工林等修复理念上，摒弃传统单一树种，转而尊重森林原生结构的复杂性，让生态系统释放自我修复能力，也成为研讨会上被多次提及的方向。
类似的挑战在海南同样存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现有人工林面积约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19.3%，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外来树种人工林影响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目前，国家公园核心区内搬迁工作已完成，处置方案也已出台，采取“赎买+地役权协议+近自然改造”的分类分期路径，目标是十年内完成生态修复。但在具体操作中，集体、个人、企业在人工林退出经营时，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权属争议，资金缺口也依然突出。
对于人工林处置这一问题，海南大学的杨小波教授着重提出了“生态优先、科学决策、自然恢复为主、适度干预”的科学处置原则与方法，并以两个修复案例加以辅助说明，指出了修复项目在施工条件、防火压力、政策制约等因素上对于周期和成本的影响。杨教授也特别指出，今年施行的《国家公园法》重点提到了“生态修复”，在此基础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条例》进一步细化了人工修复的操作原则。不过，如何在法规下科学选择具体的人工干预路径，比如是择伐还是削枝、如何更新树种，如何进行植物种群调控，仍是下一步的课题。
热带雨林结构复杂、修复措施的恰当与否，往往直接决定了项目的成败。在研讨会的第二部分讨论中，与会专家聚焦于热带地区生态修复的方法、技术路线与具体案例，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各自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祁栋灵副研究员分享的退胶还雨林实践，提供了一个大尺度的参照。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为例，核心区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人工干预促进演替；在一般控制区尝试在橡胶林林下发展近自然“药用植物园”，兼顾生态修复与社区可持续生计。目前团队已在不同恢复年限的样地中开展了植物群落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初步研究。尽管云南和海南两地橡胶林的立地条件和经营历史有所不同，但在“橡胶林退出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两省面临着共同的课题。
在谈及栖息地修复技术时，三个案例恰好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虞道耿研究员分享了海南坡鹿栖息地修复的实践。团队通过对坡鹿食性植物和栖息地群落的系统调查，设计了火烧和刈割干预方案，以降低木本植物对草本植物的竞争、促进优质牧草生长。控制实验不仅验证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还优化了使用时机和方法，使坡鹿保护从“种群抢救”迈向了“生态系统智能修复”。
亚洲象与坡鹿虽是不同的物种，但对栖息地有着相似的需求——都需要林草镶嵌的景观。在西双版纳，保护区通过抚育疏伐、计划烧除、种植主食植物、人工硝塘建设、外来入侵植物清理等综合措施对栖息地和食源地开展系统修复。但是，由于需要同时考虑护林防火采伐审批等不同政策的要求，以及当前以森林覆盖率为核心的评估导向，使得栖息地质量的精准提升仍需更多制度层面的协同。
与依赖森林中下层植被的物种不同，海南长臂猿依赖连续的高大林冠层和丰富的果实资源。杨小波教授的团队在长臂猿潜在栖息地修复中探索了一套的技术方案，在400亩人工松树林的修复试验中，以夜宿植物为骨干树种，呈网格状种植形成顶层林冠骨架，按不同季节配置猿食植物，形成中下层林冠——最终构建出长臂猿可以自由活动、全年有稳定食物来源的立体林层结构。方案的关键在于猿食与夜宿植物的季节搭配、雨季集中定植以保证成活，以及创造更多的林窗以获取光照。
围绕长臂猿，海南大学冯广老师提供了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参照。他回顾了2005至2008年间，在霸王岭地区对人工南亚松林采取的间伐、环割、补植乡土食源植物等措施，并基于后续评估指出：前期生存良好的树种未必能长期维持，而短期表现一般的树种也可能在后期胜出。补植树种的筛选不能只看短期存活率，更要关注其繁殖与扩散能力，这恰恰需要更长时间的耐心观察，也凸显了长期定位监测对修复成效评估的必要性。
人工林修复技术路径中的几个核心要素是——修复措施怎么选、效果怎么衡量、长期怎么跟踪。这也正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周璋研究员团队多年来系统研究的重点。周璋分享了团队基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建立的多个样地，积累的人工林修复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包括如何通过植物功能性状筛选适宜树种，以及如何根据林内小气候和土壤条件优化树种配置等创新点。他也提到，当前修复仍面临权属复杂、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技术体系不完善、修复后长期监测缺乏机制保障等问题。
有修复技术，还要有苗可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陈仁利站长在研讨会的尾声补充了乡土种苗供应的视角。目前，尖峰岭试验站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生态修复保障性苗圃，育苗已超过50万株，包含建群树种、中层优势树种、先锋树种、特色食源与伴生树种等多种在修复实践中常用到的苗木。陈仁利站长也再次强调了乡土树种在恢复原生植被、提升生物多样性、推动人工林向自然化转型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与会专家还在两场圆桌论坛的环节，就人工林地块处置和生态修复中的政策与管理瓶颈、生态修复成效监测与评估的经验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Greenpeace / Keren Yang
尖峰岭林区在上世纪60年代因实施森工企业经营转型，在天然林采伐迹地或荒地先后陆续引种了马占相思、加勒比松、杉木、桉树和橡胶树等外来树种人工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尖峰岭作为国家公园的片区之一，研究团队在区域内设立了大量样地以探索人工林修复技术。
室内研讨结束后，与会专家前往尖峰岭片区的修复样地进行实地考察，走进橡胶林和加勒比松林等样地，周璋研究员在现场介绍了团队针对不同类型的外来人工林设置的多种近自然改造试验，包括环割、间伐干预、不同比例的乡土苗木补植等，林冠层逐渐打开，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开始增加。
两天的研讨、交流和野外实地考察，从云南到海南，从管理到技术，从亚洲象到海南长臂猿，针对保护地内人工林自然化，怎么管、怎么做、怎么评，始终是研讨会的核心话题。绿色和平森林与海洋资深项目经理潘文婧总结道：“热带和亚热带雨林是云南和海南两省重要的自然‘家底’和生态名片，基于两地自然条件的相似性、人工林问题的共性，以及已分别开展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思考，推动两地相关管理与科研团队的经验交流与探讨，将有助于两地携手推进人工林自然化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实现相互支持与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