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海捕捞渔业在保障民生和丰富水产品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过度捕捞、海洋污染和栖息地破坏等因素导致渔业资源严重衰退。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渔业管理措施不断改革升级，并逐步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探索渔获物可追溯管理。然而，中国渔业管理体系的完善和政策的有效落实仍面临诸多挑战，资源衰退的状况依然严峻。
在此背景下，2025年9月12日，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与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发布了《中国近海捕捞渔获物追溯体系构建研究与行动建议》报告，旨在为中国完善近海渔获物可追溯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助力渔业可持续转型。
报告聚焦近海渔获物从捕捞到上岸阶段的可追溯管理，系统梳理了全球渔获物追溯体系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现状，基于文献对比、专家访谈与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渔港的实地考察，剖析了中国在渔获物追溯体系建设方面的现存基础与主要挑战，并结合对未来趋势的展望，提出了完善中国近海渔获追溯体系的行动建议。厦门大学南强特聘教授曹玲表示：“渔获物可追溯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管理架构完整且执行到位的可追溯体系不仅有助遏制非法捕捞，而且有益于渔业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希望此报告可以为实现渔业资源及海洋生态保护与产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共赢的愿景添砖加瓦。”
中国近海渔获物可追溯：已有基础，但仍存缺口
报告指出，中国已实施了与近海捕捞渔获物可追溯相关的若干管理措施，并已取得初步成效。近年来，中国逐步推进“进港报备＋定点上岸＋渔捞日志”三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并不断在数字化管控方面推进工作，建设数智化的渔获物、渔船管理系统。同时，多个沿海省份也开展了有益实践，从渔港试点入手，尝试建设可追溯平台。
然而，中国渔获物可追溯的体系化、精细化程度和可验证性仍存在不足，主要面临着以下挑战：
● 法律与制度缺口：尚未建立国家层面针对渔获物可追溯的系统性立法和跨部门协调机制，现有管理规定侧重大中型渔船，对小型渔船的覆盖不足；
● 信息采集、传递及可验证性不足：追溯链条存在数据断点，缺乏统一的渔获物标识体系和全国统一的数据互认机制，捕捞量与上岸量难以关联验证；
● 执行与落实难题：渔捞日志填写不规范，定点上岸制度覆盖面有限、执行不一。海上转载电子化程度不足，且渔民参与数据记录积极性不足。
借鉴国际标准，构建中国可追溯体系框架
报告基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全球海产品可追溯性对话等国际标准，尝试构建了近海捕捞渔获物可追溯体系建设评估框架，并通过对比现有中国公开政策法规与制度要求，识别出了中国渔获物可追溯体系在探索阶段空缺与技术短板。报告构建的框架显示，初步建设可追溯体系应以政策法律为基础，配合海上与陆上监督检查，在可追溯整个链条上都对渔船以及渔获物进行精细化管理，并辅以可验证、可交互传递溯源信息的系统。此外，需在各个追溯环节对相关信息进行详细的采集、记录与检验。
报告通过框架分析，并结合山东、浙江、福建三省渔港实地考察，验证了中国渔获物可追溯体系建设面临的实际挑战：虽然可追溯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果，但相关立法缺乏系统性，且缺少覆盖全环节的标签管理；现行可追溯措施管理范围亦未覆盖小型渔船。同时，已实行的渔捞日志与定点上岸制度中仍缺少精细化的数据采集与记录。此外，报告同样从法律、管理措施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入手，梳理了美国与欧盟在渔获物可追溯方面的实践经验，结合上述空缺识别与考察结果，为中国搭建追溯体系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四项建议助力中国近海渔获物可追溯体系建设
为助力中国建设“来源可追、去向可查、责任可究”的近海捕捞渔获物可追溯体系，报告针对当前痛点，提出了四项行动建议：
● 制度完善：建立渔获物追溯的顶层设计与法律框架，出台配套规定与指导意见，填补电子化管理与跨系统数据互通领域的制度空白，为实现全链条可追溯奠定制度与技术基础；
● 分阶段建设：优先在重点渔区和高价值物种开展试点，不断优化、评估，并逐步推广，实现主要渔获物全链条可追溯；
● 差异化监管：对物种采取差异化管理措施，对渔船按规模分类进行要求，既降低合规成本，又保障监管刚性与有效性；
● 提升渔民参与积极性：通过补贴、技术支持、培训和市场激励措施，减轻渔民负担，提高其参与可追溯体系的能力与积极性。
实现近海捕捞渔获物全链条可追溯治理，不仅有助于防止非法渔获物进入市场，更将为科学制定管理措施、保护渔业资源和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绿色和平海洋项目经理周薇表示：“无论是沿海社区的生计保障，还是我们餐桌上的海鲜供给，都离不开可持续的渔业资源与健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我们期待在未来，通过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渔获物追溯体系，支持渔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以期促进实现渔业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守护海洋生态的繁荣。”
媒体联络：唐铭徽 绿色和平传播主任 minghui.tang@greenpea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