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于当地时间11月24日凌晨4点，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正式闭幕。经过延时一天的磋商，在最后的全体会议上经过先后两次休会最终得以通过，让历时两周的气候大会落下帷幕。
绿色和平中国总负责人袁瑛在大会闭幕日表示——
COP29最后一刻达成的艰难共识：3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实在难以匹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的范围。多边气候进程一直被笼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经变局阴影下，COP29进一步呈现出这一多边治理框架遭受的挑战。
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横扫全球之际，应对气候变化更需要强有力的全球领导力的展现，发达国家需要展现进一步提升气候资金规模和质量的诚意和决心，各国在即将提交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中，需要展现未来十年气候行动的雄心，进一步加速化石能源的退出。展望明年的贝伦COP30，我有理由相信，差距可以弥合，‘雄心’可以被再次展现。”
33小时
COP29大会延期至周末，最终在24日凌晨4点闭幕，比原定结束时间延迟了33小时。回顾为期两周的谈判进程，整体节奏缓慢。第一周的技术性谈判困难重重，到大会第二周，主席国决定将资金、减缓和适应等主要议题进行打包处理，并同期更新案文。然而直到周六深夜，核心议题上的决定草案仍未出炉。虽然在多个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导致进程缓慢的核心问题仍在于资金方面的争议。
资金与其他气候议题紧密相连，这不仅体现在各国的谈判策略上，也体现在实际的政策制定和落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认为，在没有确定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无法更新本国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因此，资金谈判的僵持也让本次大会上减缓相关议题的谈判进程尤为艰难。
3000亿 v.s 1.3万亿
新的气候金融集体量化目标（NCQG）是今年COP29最重要的谈判重点，也是各缔约方分歧最大、拉扯时间最长的议题。直到闭幕会上的最后一刻，NCQG案文还在调整。即使在大会主席敲槌通过决定后，仍有多个国家发言表示严重不满。
在NCGQ的最终决定中，资金目标包括两层。外层是一个至少1.3万亿美元的“愿景”，它包括来自公共和私有资金的所有来源，其规模看似可观，但缺乏约束力。内层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资金目标，它的规模从上一版的2500亿提高到“至少3000亿”美元，但仍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有很大差距。认识到这一差距，COP29还决定启动“巴库至贝伦1.3万亿路线图”，以进一步扩大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并且将NCQG的落实作为全球盘点的一部分，在2030年对此决定进行评估。
此外，新的NCQG目标对资金质量也缺乏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希望NCQG主要来自公共资金，并以赠款或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但最终的决定中只’认识到（acknowledge）’这些诉求，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决定文件认可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对全球气候融资的贡献，并强调了这些贡献的自愿属性，同时也明确了这些自愿贡献不会影响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属性。
对此绿色和平东亚全球政策顾问姚喆表示——
“直到COP29的最后一刻，新的资金目标才在发展中国家的妥协下通过了。这次资金谈判有好几层困难，一是要面对全球经济疲软、发达国家财政拮据的大背景，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最后还险些因为主席国缺乏经验协商策略导致更多的不信任。
结束这项谈判实属不易，但结果也确实差强人意。不过，‘巴库到贝伦路线图’启动也意味着，COP29的决定是一个起点，未来仍有空间进一步提升气候资金规模和质量。”
三缺一
Troika（COP28主席国阿联酋、COP29主席国阿塞拜疆、COP30主席国巴西三方启动的主席国伙伴关系平台），其中阿联酋和巴西均在本次大会期间更新了自己NDC目标。
阿联酋公布到203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9年水平减少47%，相比之前40%的目标有所改善；巴西则计划至2035年将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9%~67%。以绝对数值计算，这一目标相当于到2035年减少8.5亿至1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然而，作为Troika之一的COP29主席国阿塞拜疆，此前表示将在COP29期间承诺更新到2035年的NDC目标，但是截至大会结束，主席国一直未曾更新目标。
此外，英国也在会议期间更新了至2035年的目标——计划到2035年将其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8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随着更多国家更新本国到2035年的目标，届时在COP30，也会对全球气候进程有一个更完整全面的统计。绿色和平东亚全球政策顾问姚喆认为，明年在巴西召开的COP30上，主要经济体的气候行动力度将成为关注焦点：
COP29关于减缓的决定缺乏亮点，更多是在原地踏步，对如何落实‘转型脱离化石能源’缺乏讨论。在清洁技术的助推下，现实中的能源转型进展已经远超谈判场里的进展速度。对不少国家来说，他们的减排行动受到不够充足的资金限制；但经济实力更强国家并不依赖国际支持，他们的新NDC目标尤其重要。”
Article 6
在大会开幕第一天，COP29主席国就宣布缔约方就第六条有关产生碳减排的标准达成了初步共识，并表示将第六条的落地实施（operationalization）作为今年谈判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表述的模糊，引发了外界对于全球碳市场的讨论。最终成果文件中通过的第6.2条和第6.4条分别明确了各国之间碳信用交易机制和一个由联合国认证的新型碳市场机制，旨在允许通过国家之间交换减排成果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然而成果文件对于两个条款并未披露明确的规则和标准来确保这些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未明确监督问责机制，对此绿色和平国际生物多样性政策专家An Lambrechts表示——
“联合国现已批准的碳市场机制削弱了《巴黎协定》保持1.5°C目标的努力，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了通过排放抵消来维持生存的机会。
而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或规则来排除诸如碳捕集与封存（CCS）等对环境构成威胁，因此碳市场机制和《协定》第6.2条下国家间信贷交换之间的标准存在一定空白。An Lambrechts表示：“COP29仍然可以为COP30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如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大会那样，要求联合技术信息交流并收集关于政策一致性的意见，包括制定联合工作计划，从而将全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行动结合起来，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搭建桥梁。”
1700名油气行业游说者
据相关统计，COP29有大约1773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游说者参会，在约70,000的参会人员中，化石燃料相关的游说者占比约1.5%，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今年谈判进展的担忧[1]。这种担忧也源于阿塞拜疆油气大国的身份。英国《卫报》记者留意到，有132名化石燃料公司高管佩戴主席徽章出席了缔约方会议。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2年，阿塞拜疆超过98%的能源供应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油气也是主席国重要的经济和贸易来源，2022年，原油、天然气及石油产品的出口额约占阿塞拜疆出口总额的92%，油气产业产值占GDP的三分之一[2]。
众多游说者的参与和主席国对化石能源的倚重也被认为是本届气候大会在涉及关于能源转型议题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如何落实去年阿联酋共识中关于气候减缓，尤其是能源转型措施的部分在第一周讨论中被搁置。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统计，2024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单纯依靠一次气候大会的评估无法完整呈现我们正在面临的气候危机，全球气候行动亟待提速。在COP29即将结束、展望贝伦（Belém）COP30之际，绿色和平巴西办公室在现场摆出‘persistir’的口号（葡萄牙语，意为坚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向着1.5℃目标前进，行动带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