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暴雨“连轴转”，这里的极端天气考验才刚开始……

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五一假期人山人海的旅游热潮中时，一场罕见的汛情席卷了长江以南的贵州、湖南、江西和福建多地。

5月4日到8日，江西省宜春、抚州、鹰潭等多个地区遭遇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1]。近30年来，江西省5月的平均降水量为236毫米[2]，而仅在5月5日晚至5月6日，抚州多个乡镇24小时降水量就达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级别），崇仁县24小时降水量甚至达到304毫米[3]。

5月6日9时至7日9时，江西全省共有11县（市、区）的185个测站出现大暴雨，37县（市、区）的664个测站出现暴雨。图片来源@江西气象微博

截至8日，在暴雨侵袭之下，洪涝灾害已经造成江西省抚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萍乡市、上饶市、赣州市7个设区市44个县(市、区）53.6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8.8千公顷(118.2万亩)、绝收2.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7亿元[4]。

洪水与干旱：在江西频频上演的两大危机

这次江西省内各地区的强降水天气，主要是由强冷空气南下与副热带高压相遇，形成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实际上，水汽输送的强弱和路径的变化是影响区域降水强度、时间和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而江西省地处东亚季风区，受大气环流的影响更为突出，也更容易遭遇极端天气的影响。

就在这次洪涝灾害前不久，江西省刚刚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气象干旱。2022年6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受罕见的全国大范围高温热浪天气影响，江西省全省平均降水偏少6.7成。干旱导致了水库蓄水量不足，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饮用水告急。全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星子站水位在9月23日降至7.10米，刷新了1951年以来历史最低水位记录[5]。随着自然枯水期的到来，11月17日星子站水位一度降至6.46米。

然而，在去年高温热浪过程开始前的龙舟水（5月21日至6月21日）期间，较常年同期偏多50.5%的降水曾使星子站出现年最高水位19.43米[6]，迫使当地提升至防汛II级响应[7]。

这样的旱涝急转，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江西频频上演。2019年，6月至7月上旬，4轮强降雨导致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而7月下半年至2019年末，江西又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严重干旱，造成全省554.6万人受灾[8]。2019年的旱灾刚结束未久，2020年6月、7月的连续大暴雨又带来了鄱阳湖流域超历史记录的大洪水[9]。

2020年7月6日至8日，婺源县普降大到暴雨。婺源县清华镇一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廊桥——彩虹桥被洪水冲垮。©阿呆

连年的旱涝急转，并非孤立事件。这恰恰反映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事件的频次和强度不断上升的趋势。

1961年以来江西省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降水量年际和年代际变化明显，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各极端降水指数均呈增多趋势[10]。当降水区域和时段分布不均、极端降水事件频发时，就容易引发旱涝急转，旱涝并重的现象。

据预测，今年江西省水文年景偏差，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特征明显，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多偏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大洪水，后期发生阶段性干旱可能性大，进而再次引发旱涝急转事件[11]。

从汛到旱的不断往复循环，让气候灾害成为了江西每年的常态，也成为威胁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

农业大省的江西，同时也是“气候脆弱”大省

江西省是农业大省，也是中国气象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12]。

旱涝并重、旱涝急转事件频发，对高度依赖气象条件的农业生产带来严峻挑战。水稻是江西省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其气候条件可种植双季稻。而早稻与晚稻的主要生长季为4-10月，也恰恰是干旱和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基于1960-2018年江西省77个站点的气象数据分析表明[13]，早稻期间洪涝事件多发，晚稻期间则干旱事件频发。到了2000年后，极端旱涝急转事件发生的频率明显增多，更是严重威胁着农业安全和农民生计。

除了气候变化带来灾害性影响外，农业生产方式粗放、经济发展落后、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也让江西省的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在灾害来临时应对能力更差，损失更重，灾后修复也更艰难[14]。

5月初的这场特大暴雨这是今年江西面临的第一场气候灾害，然而从长远来看，复杂的考验刚刚开始。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15]，预计今年汛期（5月至9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到偏差，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降水呈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中游降水明显偏少。与此同时，世界气象组织也表示今年5至7月期间，异常持续了三年之久的拉尼娜现象可能会被厄尔尼诺取代，而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区带来更多高温和极端降水事件[16]。

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正在给防灾减灾，保障安全发展的工作带来更多复杂的挑战。5月12日是中国第15个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是“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随着汛期的到来，席卷江西、福建多地的汛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对愈发频发、超阈值的极端灾害，除了建立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损失，保障安全发展之外，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现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更好地关照脆弱区域和脆弱人群，构建具有气候韧性的社会结构，从而能够迎击气候危机，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