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可有一流餐桌? ——北上广“菜篮子”蔬菜调查报告

2015年01月15日

引言

为保障食品供应,农业部从1988年开始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公共服务,“菜篮子”工程采用市长负责制,并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2000年开始,“菜篮子”工程战略重点从保“量”向保“质”转变,将食品质量作为重中之重。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统筹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提出在5年左右实现“菜篮子”产品基本实现可追溯,以提高质量安全水平。 

   作为国家的首都、金融中心、对外开放的南大门,已跻身世界一流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常年居住人口总数超过5700万,是“菜篮子”工程重点保障的消费城市。三个城市“菜篮子”的质量安全不仅关系到当地的民生,对其它城市地区有示范作用,更展现了国家的国际形象。为此,北京提出到“十二五”末,“菜篮子”产品全面达到无公害标准,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生产量比2009年翻一番,“菜篮子”主要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力争实现100%。上海以提高产品质量、均衡市场供应为主攻方向。广州表示全市推广“菜篮子”标准化生产,“菜篮子”产品合格率达95%以上。

要客观全面地评价“菜篮子”工程质量,有以下四个重要维度需要考量:供应地种植模式为产品质量提供最根本的保障;贯穿生产端到消费端的追溯体系是否完善决定了产品质量可控;政府对生产和流通的有效监管是确保“菜篮子”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蔬菜质量直接表现为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特别是农药残留的情况。

绿色和平以蔬菜为切入点,调查发现三座一线城市“菜篮子”工程在供应地种植模式、蔬菜的追溯系统建设、政府监管这三方面有显著差异,直接表现为上海的蔬菜质量明显优于北京和广州

 

  • 北京、上海、广州蔬菜供应地种植模式

   2014年8至11月间,绿色和平对北京、上海、广州秋冬季蔬菜的来源地进行调查,发现北京约70%的蔬菜由外地供应,其中河北张北、山东寿光为北京的主要外菜供应地;上海市蔬菜的50%(以绿叶菜为主)由市郊供应,山东兰陵、江苏盐城为上海的主要外菜供应地;广州市自身为主要蔬菜产区,自给率达到100%,增城、从化为供应广州的主要蔬菜产地。

绿色和平还通过GPS追踪方法,投放了51个GPS定位器,记录了这些蔬菜从产地到消费地的路径。(详见附录1)

   通过对三城市主要供应地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北上广”三地“菜篮子”品质最主要受到自然气候、环境条件和种植模式影响。北京、广州蔬菜的主要供应地蔬菜生产呈现明显的化学农业模式。

1上海:生态种植见成效,农药、化肥使用量逐年下降

在“九五”期间,上海市郊单位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高达42.3kg/hm3,是全国平均水平(1988年)的3.25倍,居全国第一。近年由于政府对生态农业的引导,当地主要蔬菜生产基地生态化的趋势明显。绿色和平在松江区浦远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和崇明县的上实集团万禾农业科技发展公司、绿瑞蔬果专业合作社等地的实地调查中,均发现蔬菜基地一般配备有黄板、趋虫灯、性诱剂等物理、生物防治措施。上海市政府还对有机肥采取补贴或发放措施,使得上海的蔬菜生产农药和化肥使用强度大幅下降(见图1、2)

图片1

图 1 2002-2011年上海市农药施用强度变化

图 2 2000-2012年上海市农用化肥施用强度变化

图 2 2000-2012年上海市农用化肥施用强度变化

2、北京:供应地农业以化学模式为主

   北京70%的蔬菜由外地供应,其中山东寿光主供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冬季反季蔬菜。绿色和平在2014年9月-11月间,4次到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自1989年第一个冬暖大棚建立以来,寿光地区已经发展出非常精细的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而大棚种植与其供应模式(反季节、长途运输需求)又使其严重依赖化学农业模式。大棚主要种植黄瓜、西红柿、丝瓜等便于远程运输的瓜果类蔬菜,在跟农户的访谈中发现,反季大棚种植耗工耗时且多发病虫害,但因为市场定位准确,填补了北方冬季蔬菜匮乏的空白,蔬菜产值较高以至于农民愿意投入更多的化学农药及化肥。

   以黄瓜为例,黄瓜苗种下后40天开始结果,结果期大约2个月。大棚黄瓜虫患较严重,且因为大棚温度高、湿度大,非常容易发生霉菌。叶子容易得霜霉病,要使用大量化学农药防治。每周喷一次药,每次五六种农药混合使用,一次花费200元以上。在田间可以看到被随意丢弃的大量药瓶、针管、药袋。其中包含杀菌剂如氟菌唑、腐霉利、烯酰吗啉、多菌灵、多抗霉素等;杀虫剂如吡虫啉、啶虫脒、辛硫磷、溴氰菊酯、敌敌畏、甲维盐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氯吡脲、赤霉素、芸苔素内酯、矮壮素等。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基本伴随植株成长整个过程。

   北京的另一主要供应地河北张家口地区主供北京“错季”蔬菜。由于常年气温较低,自然环境良好,蔬菜(主要为大白菜、白菜花、西兰花)的生产较少依赖农药,且当地大部分种植户种养结合,蔬菜种植依靠牲畜粪便发酵作为底肥。但尽管具有天独厚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部分农户在种植莴笋的过程中,仍然混合使用多种杀虫、杀菌剂(如醚菌酯、毒死蜱、霜霉威、烯酰吗啉等)应对病虫害。

3、广州:农药化肥使用频率奇高

   广州市是华南地区重要的蔬菜生产地,是广东省及港澳地区蔬菜的主要来源地,也部分供应北方市场。广州市蔬菜生产主要集中在远郊市区,其中增城是最主要的产区,其次为从化。广州蔬菜生产由于气候原因,冬春为旺季,主要生产菜心、芥兰等叶类菜,日产超过1万吨,属自给有余的季节;夏秋为淡季,主要种植豆角、辣椒等瓜果类作物。和寿光的规模化种植模式不同,增城、从化虽然也有上千亩的种植基地,但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仍占主要地位。

   绿色和平在2014年10-11月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增城、从化的叶类菜在种植过程中频繁使用化学农药。一般叶类菜如菜心、芥兰等,生长周期为25-60天。蔬菜种植户基本一个星期喷一次农药,每次混合使用3-5种不等,杀虫和杀菌剂为主,品类全凭自己的经验和农资店的介绍。种植基地会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每次农药的配比,但使用频率较高,基本3-5天会喷一次,采摘前3天停止喷洒。

 

  •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蔬菜质量追溯体系

   完善的追溯体系可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监控管理,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生产环节的透明可追溯,包含生产者,生产地区,也应记录农产品一个生长周期所有化学品在田间的投入。流通环节的可追溯,指产品可以从消费端回溯生产端,并在出现任何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时,能及时识别并召回问题产品。追溯系统内的信息可被消费者通过便捷方式查询,知晓产品的来源。

   2014年8至11月间,绿色和平对北京、上海、广州秋冬季蔬菜的来源地及其追溯体系进行调查,发现上海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追溯系统,北京和广州追溯体系建设仍有欠缺。

  1. 上海:蔬菜质量追溯体系全覆盖

   上海从2010年开始建立从田间到流通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已出台建设种植结合流通端追溯体系的相关政策,制定了较为可行的行动方案和目标。落实了田间档案、信息上网和条形码追溯等举措,建立建设追溯信息数据平台。批发环节逐步推行蔬菜产销对接和电子化结算。在零售环节逐步推广使用追溯电子秤。建成了贯穿种植和流通环节的追溯体系。目前已经实现了本市内从田间到标准化菜市场露地蔬菜100%可追溯,且这些信息普通消费者可在日常购买途径进行查询,这在绿色和平的实地考察中得到了如下印证。

(1) 本地种植源头管理

   上海市农委对蔬菜标准园、龙头企业和个人农户进行信息录入和网格化管理。对标准化菜园、专业合作社要求有田间档案,补贴2亩以上的散户建立田间的生产档案,对农事操作信息化录入,以监管农用化学品的投入品、质量、卫生等问题。

(2)批发市场

   以上海市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江桥批发市场为例:1)供应商需要进行登记备案,办理交易卡。采购商需要办理服务卡;2)进场的蔬菜需要有产地证明。过磅称重时,供货商需要刷卡输入来源信息;3)蔬菜在进场时,均要进行售前农残检测,不合格的产品会被销毁。检测室每天也会对批发市场进行农药残留抽检;4)采取刷卡电子交易方式,并打印交易凭证;5)采购商需要持交易凭证和服务卡才能出场;6) 交易信息会被上传到服务器,进行备案。

(3) 零售市场

   上海市肉类蔬菜流通追溯管理平台上,纳入数据系统的有23家蔬菜批发市场,42家蔬菜配送企业和730家标准化菜市场。广元菜市场是上海标准化菜市场的典范,该菜场从大型批发市场批量进货,所有摊位每天都会在菜场的管理处刷卡录入菜的信息,包括品种、价格、产地等。消费者购买后可以得到印有产品追溯码的小票,并可以在菜市场管理处的自助查询机或咨询管理处人员进行查询,追溯信息可以具体到产地。

  1. 北京:批发市场无追溯措施

   承担了北京70%以上农产品供应蔬菜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虽为北京各大菜市场、餐厅等的供应中心,但运菜车辆交了入场费便可入场,根本无法追踪蔬菜的来源、生产商、销售商和销售方向。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在信息回复中也指出,“北京市追溯体系建设仍处在探索阶段”,除应对特殊情形如北京奥运外,并未出台完善的追溯体系建设方案。

  1. 广州:流通环节无追溯措施

   广州市虽然提出了建设蔬菜安全质量追溯体系,但截至2014年,纳入可追溯系统管理的仍限40余个蔬菜生产基地/企业的示范点,流通环节的追溯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在广州最大的蔬菜集散地江南批发市场,市场会给已经入场的档口派发入场证,但档口自行决定出售的蔬菜品种,无法追溯蔬菜生产源头。

 

三、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菜篮子”政府监管

   “菜篮子”工程最初目标是保证市场农产品供应充足,而现阶段的重中之重应当是保障菜篮子的质量。各地政府是“菜篮子”建设的主要推进方及责任主体。各地政府对“菜篮子”工程中源头的种植管理、农资使用指导和农药、化肥消耗的减少情况不尽相同。除对本辖区内的蔬菜种植的监管,三地对辖区外主要供应地的扶持和准入监管也极大影响着该市“菜篮子”的品质。为了客观评价北上广三市“菜篮子”监管体系的政策及其落实情况,绿色和平以蔬菜为切入点,通过网上公开信息收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实地走访调查等方式,对三地做出比较。分析表明,上海市在“菜篮子”工程中的监管领先于北京、广州(详见表1)。

表1:北上广三市“菜篮子”政府监管比较

说明:本对比是评价北上广三市在“菜篮子”监管体系方面的差异。比较基于所涉及城市职能部门对绿色和平工作人员信息公开的回复及其官方网站于2014年12月31日前公开的信息,以及绿色和平实地调查的结果。

 

1、上海:本地具有全方位安全监管措施

   上海在种植源头管理上主要通过建立种植者信息档案及田间档案实现,目前不仅覆盖生产基地和企业,也涵盖蔬菜种植面积两亩以上的散户。对建立田间档案的散户一份档案有50元的补贴,对田间档案每年投入资金和技术支持,2012-2014年用于田间档案建立和管理的补贴达到1930万元,覆盖率达到80%以上。上海市不仅基本实现了流通环节蔬菜质量的可追溯,同时在种植环节推进多项对生态农业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如制定物理、生物类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和有机肥推广的政策,内容包括补贴、监管及覆盖率目标等细则。同时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不仅投入资金和物资以减少农药化肥投入,还提高森林、草地等植被覆盖率,保护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给予生态补偿。

2、北京、广州:缺乏对源头的管理和生态农业的支持

   与上海相比,北京市和广州市虽然在种植环节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进行如绿色防控推广、宣传安全用药合理施肥技术等方面工作。但仍在资金补贴、安全监管上明显落后,缺乏生态农业方面政策推广的行动方案和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三地均缺乏对辖区外的蔬菜供应地生态农业的支持。这对于主要依靠外地蔬菜供应的北京而言,更为北京市“菜篮子”质量埋下了隐患。

 

四、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及其供应地蔬菜检测结果

  绿色和平在2014年9月至12月之间,在北上广及其主要供应地共采集蔬菜样品133个。其中54个样品来自北上广的蔬菜产地山东寿光、河北张北、山东兰陵、江苏盐城、上海市郊蔬菜基地、广州增城和从化;79个样品购买自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大型批发市场和便民菜场,如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菜市场、上海江桥批发市场、上海徐汇区广元路菜市场、广州市白云区江南批发市场、广州天河区棠下农贸市场。抽样的蔬菜涵盖了居民日常食用的种类同时考虑到三地的消费习惯,主要包括四大类:1)叶类菜如上海青、空心菜、油麦菜、莴笋、菜心、鸡毛菜等;2)茄果类菜如茄子、青椒、番茄等;3)瓜类菜黄瓜、丝瓜、西葫芦;4)豆类菜如豆角、豇豆等。

   所有样品被送往具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实验室使用气相色谱-质谱法联用GS/MS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MS方法进行400余种农药残留的检测。检测发现(详见附录2):

表2:北上广三地及其供应地蔬菜检测结果

  1. 上海:蔬菜样品合格率三地最高

   上海地区样品共计42个, 1个样品超过国家农残标准。2个市郊基地生产的样品被测出含有国家禁用于蔬菜上的农药。其中来自稼禾基地的鸡毛菜样品检出克百威0.03 mg/kg,并超过国家规定的残留量标准0.02 mg/kg。

  1. 北京:混合农残问题突出 ,部分样品禁用农药残留量超标

   北京市场及其产地的共计53个样品中,有40%的样品含有5种以上农药残留,油菜、油麦菜、番茄、黄瓜的混合农残最为严重。其中北京新发地市场购买的油麦菜含有12种不同农药残留,昌平区天通苑奥北综合农贸市场油麦菜检出16种不同农药。山东寿光产地购买的黄瓜检出11种农药,小番茄上的农药种类高达15种。

   在三源里菜场的油麦菜、宣武天陶菜市场的豆角样品上检出已被国家禁止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克百威,检出量分别为0.04 mg/kg和0.31 mg/kg,超过国家规定的最大残留量标准0.02 mg/kg。克百威,又名呋喃丹,是一种高毒杀虫剂,主要会抑制体内胆碱酯酶活性,使乙酰胆碱在组织中蓄积而引起中毒。作用机制和有机磷农药中毒相似。曾出现在多起食品安全、野生动物毒害事件之中,如山东生姜违禁使用的“呋喃丹”(即克百威)和“毒鸟”事件当中。近期包括美国环保署在内的机构都在推动克百威的全面禁用,因和它杀虫作用相比,其对人类健康及野生动植物的危害要大得多。

  1. 广州:三成样品农残超国家标准

在共计38个广州蔬菜样品中,13个样品含有至少1种农药残留超过国家规定的最大残留量标准,种类包括小白菜、菜心、豆角、尖椒、芥菜苗、红豇豆、西洋菜。在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农贸市场购买的红豇豆克百威超标26.5倍,氧乐果超标64倍,芥菜苗样品甲拌磷含超标23倍,辛硫磷超标15.8倍。广州增城东区农贸市场的菜心克百威含量超标18倍。

   广州的蔬菜样品同样具有混合农残的问题,47%的样品含5种不同农药残留,8个样品含有10种以上农药残留。

4.农药的人体健康危害

除了一些高毒农药引起的急性中毒以外,长期接触低剂量的农药残留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如干扰人的内分泌系统,具有发育和生殖毒性,伤害神经系统等。以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的农药为例,目前的科学研究无法确定这类物质的安全值,因此要减少受到其影响必须最大程度地减少暴露。在三地的食品检测中,常见的克百威、腐霉利、联苯菊酯都属于此类农药。

   同时接触多种农药可能会产生一些叠加作用,或是协同作用,即多种农药混合在一起时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过这些农药各自产生的影响之总和。2014年德国的食品安全权威机构就提出建议,鉴于目前农业实践中,通常是混合多种化学成分或助剂的农药,有关机构在对农药进行健康和环境安全评估应从对单一化学物转向以混合化学物为评估对象。在本调查关注的地区如山东寿光、广州增城等,多种农药混合施用成为种植中的常态,而没有任何权威研究机构可以对无限多种可能的混合农药残留的健康风险做出有效评估,使其健康风险值得关注。

五、结论及对北京、上海、广州政府的建议

北京和广州“菜篮子”供应地严重依赖化肥农药的模式,两地政府在追溯体系建设和源头监管的欠缺令两地蔬菜质量堪忧。上海对本地蔬菜生产的监管和生态农业的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外埠供应地的生态农业支持仍有待加强。因此绿色和平呼吁北京、上海和广州市政府:

1、认识到蔬菜来源地农药和化肥的过量使用的问题,有需要采取综合的方法积极推进生态农业措施,逐步减少使用乃至淘汰化学农药,鼓励循环使用有机肥,减少农业面源染,保护产地的土壤,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

2、“菜篮子”工程应建立完善的追溯体系,对种植源头进行有效监管,包括田间档案的建立,对农药、化肥投入品的管理和信息公开,及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建立; 

根据各地情况,开展以下工作:

(1)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淘汰化学农药和化肥,建立生态示范区,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食品安全需求;

(2)制定政府规划,增加对生态农业的投入包括物理、生物性病虫害防治的物资、有机肥的发放和补贴,对生态农户的直接补贴,对农民就生态农业技术进行培训等。

3、和主要供应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协调,对辖区外主要供应地的蔬菜生产的生态农业措施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4、和主要供应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协调,确保追溯体系建设在主要供应地全面实施。

 

附录

附录1:GPS定位器投放明细表

附录2:北京、上海、广州及其主要蔬菜供应地样品构成及检测结果

附录3:供港蔬菜的质量监管和追溯

 

附录一:GPS定位器投放明细表

附录二:上海及其主要蔬菜供应地样品构成及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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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北京及其主要蔬菜供应地样品构成及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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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广州及其主要蔬菜供应地样品构成及检测结果

*超标

附录三:供港蔬菜的质量监管和追溯

供港蔬菜的质量监管和追溯由内地和香港两方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完成。供港蔬菜种植基地和加工企业必须按规定在检疫部门注册备案,种植和加工的环节要求档案化管理,实行严格的记录制度,并接受内地检疫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包括对蔬菜种植和加工进行日常监督、产品抽查和违规违法惩处。香港一方的主要监管机构为食物环境卫生署--香港食品安全中心,其下设的文锦渡食品管制中心负责进口层面蔬菜的农残化学测试和问题蔬菜跟进,香港食品安全中心通过日常监督计划对批发零售层面的蔬菜进行抽查,对问题蔬菜与内地进行跟进,并网上公布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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