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1下周开幕！四大看点，一场没有美国的气候大会怎么谈？

© Marie Jacquemin / Greenpeace

距离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开幕不到两周，全球气候行动再次迎来新的科学警示。10月21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回归的转折点》（The Point of Return），指出全球升温超过1.5℃已难以避免。如果延续现有政策，本世纪全球升温幅度可能达到2.8℃¹。

科学警告之外，气候危机的现实影响也在不断显现。2026年夏季，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和野火，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再次凸显了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与安全风险。随着绿色产业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气候政策与国际贸易、产业竞争及地缘政治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在此背景下，COP31将于11月9日至2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面对不断扩大的全球减排差距，以及日趋复杂的国际合作环境，如何将既有气候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本届大会的重要任务。

© Marie Jacquemin / Greenpeace

从全球清洁电气化的新倡议，到气候资金承诺的兑现，再到绿色贸易规则的协调与主要经济体的气候合作，今年COP31的多项议程都将围绕落实展开。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也将成为观察全球气候治理能否在分歧中继续向前的重要窗口。

“35 by 35”全球电气化倡议能否推动化石能源转型？

在今年6月的波恩气候会议上，COP31主席国土耳其提出了“35 by 35”全球电气化目标，呼吁到2035年将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升至35%。9月纽约气候周期间，土耳其进一步正式推出相关国际倡议，将其作为COP31行动议程的旗舰项目之一。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今年9月发布的《电气化》特别报告，当前电力消费约占全球终端能源消费的23%。如果充分利用现有具有成本竞争力的电气化技术，到2035年这一比例可以提高至33%，距离35%的目标已经不远²。

然而，电气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工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如果新增电力需求仍然主要由煤电、燃气发电满足，电气化便难以充分发挥减排潜力。因此，终端的能源需求是否能由本国清洁电力满足将直接决定其气候效益。

目前，电气化倡议主要属于主席国推动的自愿行动议程，大会期间，各方可能围绕倡议的具体内容、实施路径以及后续评估机制展开讨论。相关目标能否进入最终政治成果文件，以及是否会与COP28关于化石能源转型的共识形成衔接，值得持续关注。

绿色和平参与COP31太平洋预备会议舰队活动 ©Bianca Vitale/ Greenpeace

万亿美元承诺如何真正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

资金不足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实气候承诺的主要障碍。无论是建设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推进产业低碳转型，还是应对洪水、干旱和极端高温，都需要长期、稳定且可负担的资金支持。

COP29达成新的全球气候资金目标，约定到2035年将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动员的气候资金规模提高至至少3000亿美元，由发达国家发挥带头作用，同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将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气候融资扩大至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去年的COP30进一步推动《巴库至贝伦1.3万亿美元路线图》的落实，并呼吁到2035年至少将适应资金增加至三倍。

然而，资金目标不断提高，并不意味着实际缺口已经得到缓解。根据UNEP《2025年适应差距报告》，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所需的气候适应资金预计达到3100亿至3650亿美元，而2023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仅为260亿美元³。

近年来，清洁能源产业投资持续增长，为全球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动力。但商业投资通常更倾向于具有可预期收益的新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灾害预警、公共卫生、气候适应及损失与损害应对等领域，仍然难以替代公共资金、赠款和优惠性融资的作用。

因此，今年COP31的资金讨论将更加重视已有承诺的具体落实。土耳其主席国提出的“气候实施桥梁”（Climate Implementation Bridge）倡议，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气候政策目标转化为具备融资条件的项目。今年9月，埃塞俄比亚、斐济等五个国家被确定为首批试点国家⁴。

在既有融资目标基础上，各方能否提出更加具体的执行安排，加强对气候适应及损失与损害领域的支持，并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渠道，将是衡量会议成果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资金与技术能否顺利流向需要它们的地区，也受到国际贸易规则和产业政策的影响。随着各国加快绿色产业布局，气候合作与产业竞争之间的矛盾正在进一步显现。

2026年波恩气候变化大会现场，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的政策专家探讨了通往COP31的路径，并向COP31主席国传递信息，包括需要公正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及制定到2030年终止森林破坏的路线图。© Bernd Lauter / Greenpeace

气候行动与产业政策能否实现更好的协同？

随着新能源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气候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一方面，各国希望通过扩大清洁能源投资、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减排目标；另一方面，围绕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以及低碳工业产品的贸易摩擦持续升温。

这一问题也逐步进入联合国气候治理框架。2025年COP30决定开展关于贸易在加强国际气候合作中作用的系列对话，今年6月波恩气候会议期间已经举行相关讨论。COP31主席国还将11月13日设置为“资金与贸易”主题日，为各方进一步交流提供机会。

不过，绿色贸易涉及气候规则、国际贸易制度及国家产业竞争力等多个层面，各方立场差异明显，短期内通过COP谈判解决具体贸易争端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今年更值得关注的是，各方能否推动建设性的政策对话，在碳足迹核算方法、碳市场与产品标准兼容性、发展中国家合规成本，以及绿色产业投资与技术合作等方面取得进展。

在贸易摩擦与产业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能否形成更广泛的政治共识、推动国际气候合作，最终也将考验主要经济体的气候领导力。

谁来推动国际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由土耳其和澳大利亚联合举办的模式也是今年COP31的一项特殊之处，土耳其负责主办大会和推动行动议程，澳大利亚则担任谈判主席并领导正式谈判进程。与此同时，太平洋岛国通过与联合主席举行会前活动，将脆弱国家面临的气候风险和资金需求带入国际讨论。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顾问姚喆，长期关注国际气候谈判进展，她指出，这一安排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多元诉求。土耳其希望通过电气化、绿色工业化、零废弃和气候韧性等务实倡议推动行动；澳大利亚被寄予希望代表小岛屿国家的利益，在气候行动的雄心与急迫性推动进展。两条工作路径能否相互支持，将影响大会的实际成果。

从更广泛的国际背景看，美国联邦政府在多边气候合作中的退缩增加国际气候领导力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中国、欧盟及其他有能力推动气候合作的经济体，能否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2026年，中国进入“十五五”规划实施阶段，围绕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能源结构优化以及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持续推进政策落实。欧盟则于今年4月正式将2040年较1990年净温室气体排放减少90%的目标纳入《欧洲气候法》，进一步明确了其中长期气候政策方向⁵。

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参与者，中欧在清洁电气化、工业脱碳、碳市场建设和绿色技术推广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尤其在第三方国家清洁能源项目投资、技术应用以及碳排放核算与标准协调方面，存在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但从历史责任、气候资金供给到贸易政策和产业竞争，中欧在部分关键议题上仍存在显著分歧。COP31能否为双方提供新的合作契机，并推动主要经济体共同支持更具雄心的全球气候行动，将是观察国际气候领导力的重要窗口。

在分歧中推进气候行动

全球气候治理正在经历深刻转变。气候行动已经不再只是环境政策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与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相互交织。这既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使传统多边谈判更加复杂。

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绿色产业的壮大，为全球加速减排提供了现实基础，但资金不足、贸易壁垒和国际政治分歧，仍在阻碍这些解决方案得到充分应用。

COP31不可能在两周内解决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全部矛盾，但国际社会仍需在分歧中寻找合作空间，在已有共识上推进具体行动，通过更加透明、务实的落实机制，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气候适应取得可衡量的进展。

气候行动的紧迫性已经十分明确。如何将承诺转化为行动，将是安塔利亚气候大会的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