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能源新媒
本文作者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 于宏源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 高雨禾
美国最新的能源政策，再一次让世界绷紧了神经。8月2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永久停止审批所有风电与光伏项目，并将所有联邦许可权收归内政部长伯格姆一人掌控，实际变相冻结了76%的电网排队项目。这些项目本来承载着美国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希望，如今却陷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受美国能源政策后退和全球气候治理战略收缩的影响，中国与欧洲的绿色合作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特朗普2.0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战略收缩
特朗普政府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来，美国作为传统气候领导者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美国的退出不仅破坏了全球气候合作的制度连续性，而且削弱了国际社会对于《巴黎协定》作为核心治理机制的信任基础。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次宣誓就职，签署并废除了100多项行政命令，其中包括《美国优先能源政策》《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等专注于推动化石燃料的发展和颠覆美国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美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系统性退场已从短期政策波动演化为结构性战略收缩。
在特朗普2.0时代下，美国不仅再次明确削弱对《巴黎协定》的承诺，而且加快推进对外经济政策中“绿色关税”的全面化与战略化，通过将光伏组件、电动车零部件、绿色原材料与储能设备纳入关税清单，强化绿色技术的地缘控制权，意图通过强制性贸易手段重塑绿色产业全球格局。美国全面削弱清洁能源投资计划、否决气候适应资金义务、停止对绿色技术研发的财政支持。其背离气候合作承诺的行为，直接打击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经济体减排责任履行的基本信心，使得全球气候行动在缺乏统一领导与协调中心的状态下陷入了迟滞。
特朗普2.0政府削弱多边气候机制、退出国际合作框架的倾向，使得中欧被迫承担更多全球制度协调压力。与此同时，在美国反复摇摆的气候政策背景下，中欧气候合作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受到严重考验。一方面，绿色地缘竞争愈演愈烈。欧美国家围绕绿色技术、关键矿产与标准制定展开制度化争夺，欧盟自身亦受“去风险化”政策导向影响，强化供应链防御、补贴本土制造、排斥中国产品渗透。另一方面，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实施、绿色补贴合法性争议与绿色标准的非对称性，持续加剧中欧之间的政策摩擦与制度互信赤字。
中欧绿色发展战略的新趋势
在新的背景下，中欧绿色合作呈现出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欧盟在“绿色新政”的战略指引下，系统构建起包括《欧洲气候法》《Fit for 55》《清洁工业协议》《碳边境调节机制》在内的绿色政策组合，将绿色发展嵌入其内部制度转型与对外治理战略之中。欧方不断强化碳市场机制、绿色金融体系与技术标准外溢，通过WTO、ISO等机制推进全球绿色规则的趋同化。另一方面，欧盟坚持推进其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规划，欧盟确立了至204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90%的中期目标，并计划在本十年末实现至少55%的减排。
在产业政策方面，欧盟出台了《清洁工业协议》，旨在通过投资激励、减税和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关键绿色技术领域的产业化进程。欧盟委员会承诺将在未来数年内投入超过1000亿欧元资金，支持可再生能源、氢能、电池制造及关键原材料回收利用。同时，欧盟计划在2026年前完成电网现代化计划，推出欧洲电气化行动方案，并在2030年前显著提升工业部门脱碳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尤其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明确提出后，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结构中的关键性力量和全球能源转型的主引擎，并正以系统性行动推动全球话语体系的重构。
2024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到6250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并连续十年在光伏和风电装机容量上稳居世界首位。过去十年，中国对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量的贡献率超过45%，充分展现出了其从能源消费大国向绿色供给大国的根本性转型。2025年7月《2025年世界能源统计》（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2025）提出，以中国为支撑的亚太地区占2024年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量的60%，且一直处于能源转型的领先位置。中国已由被动应对国际减排压力转向主动塑造气候规则秩序，反映出其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绿色产业重构和气候治理责任体系中的深层次战略转变。
电力脱碳——中欧绿色伙伴关系的新机遇
毫无疑问，中国与欧洲在绿色能源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2025年7月，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方一致认为，“绿色”是中欧合作鲜明底色，绿色伙伴关系是双边关系重要基石。为此，中欧承诺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在推动全球公正转型的同时，维护公约与协定目标，强化务实行动落实气候目标，支持COP30成功举办，加速全球可再生能源部署与技术流动普惠共享，加强气候适应，并将在COP30前提交覆盖全球经济范围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s）。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中欧双方可以率先提出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目标和更早摆脱化石能源的时间表，以激励全球其他国家提出更具雄心的自主贡献目标（NDCs)，并加速全球的能源转型进程。
面对美国气候政策的摇摆性与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气候合作已从“共识驱动”转向“利益博弈”。中欧合作从早期的政策协调与多边支持，逐步走向制度构建、市场融合与标准对接的深层协作路径，成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秩序的重要支柱。因此，在全球能源结构加速向低碳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合作推动能源转型的紧迫性日益凸显，电力系统的转型成为中欧能源转型合作的首要议题。
中国和欧盟的碳排放占全球的40%左右。而电力部门作为最大的碳排放领域，中欧的电力脱碳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意义重大。如何在保障电力安全的情况下，摆脱煤电的束缚，也是中欧电力转型的共同挑战。欧盟计划于2035年前全面退出煤炭，但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更暴露其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当前中国虽在可再生能源装机方面居全球首位，并提出了构建以可再生能源占比逐步提升的新型电力系统，但煤电在系统中的发电量占比依旧达一半以上，电力系统面临着结构性的转型压力。
中欧双方拓展电力脱碳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加速彼此的能源转型步伐。双方在煤电清洁化改造技术、退役设备处置经验，以及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消纳和储能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着迫切的合作需求。加强合作不仅能帮助双方更快突破技术瓶颈，能通过协同行动有效降低转型成本，避免在全球能源竞争中错失机遇。通过联合攻关可再生能源消纳关键技术、共享煤电退出路径规划经验，中国与欧盟能够形成“1+1>2”的转型合力。这种合作不仅是双方实现自身减排承诺的关键支撑，而且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本，推动构建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中欧电力脱碳的合作可以为双方创造更多互利共赢的发展空间。欧盟亟须中国光伏组件保障RE Power EU目标，中国则需要引入欧盟在电网调度与系统灵活性方面的成熟经验，降低风光弃电率。为应对以上问题，双方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合作。在技术方面，双方可共同推进储能、智能电网、虚拟电厂等关键领域的联合研发，借助瑞典HYBRIT项目经验，降低煤电退出的社会成本；在金融方面，建议设立中欧绿色投资基金，采用PPP+绿色债券混合融资机制，重点支持跨境电网与储能项目；在标准方面，应共建可再生能源并网、储能配比、绿证衔接等规则体系，推动电力市场的互通与信任机制建立。在此基础上，加快跨境绿证交易平台建设，不仅将提升绿色电力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货币化能力，而且有助于落实绿色技术惠及全球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