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灾后的福岛:无奈的忍耐

2012年10月31日

2012年10月19日,日本福岛饭馆村,绿色和平核辐射检测行动小组正在测试饭馆村的一个居民区的核污染水平。从2011年的福岛核灾以来,绿色和平一直在检测福岛地区的核辐射水平,以衡量和纪录核辐射对居民和环境的威胁。

编者按:国务院近期批复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指出要坚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核电,并把握好发展节奏,“十二五”期间重点项目投资需求约798亿元。此外,环保部15日发布通知,拟对辽宁省瓦房店市红沿河核电厂一二号机组项目(首次装料阶段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出批复决定,这或意味着中国核电项目审批重启已经临近。就在此时,绿色和平的同事正在日本福岛工作,他们的见闻为我们审视本国的核发展与核安全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存在安全的核电么?存在可以控制的核灾难么?

 

国庆刚过,我来到福岛参加核辐射防护培训和实地工作。如果不是亲身来这里,我自己和很多人一样,会简单的问:这里的人为什么不搬走?而当我接触了福岛市的市民之后,才开始理解这里面掺杂了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伦理等复杂因素,搬迁或全部疏散不是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个同事告诉我,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后一个月,他来到福岛市实地监测,整个城市几乎是一座空城,加油站、超市、餐馆、商店都关闭,街上人稀少,这让我脑中浮现出电影《生化危机》里的荒凉景象。但仅仅一年多之后,似乎一切都已恢复正常,人们似乎不再担心核辐射的威胁,但在这种“正常”之下多是无奈的忍耐和带着强迫性的故意忽视。

当我们拿着辐射探测仪器在这座城里不同地点实地监测时遇到带着顾虑小心翼翼询问的市民时,才能了解到表面上一切正常的背后,有许多心酸、无奈和愤怒的心情。一个私人幼儿园主人对我说,曾经在她这儿的小孩都走了,因为这里的核辐射仍然很高,而地方政府缺少预算而没有进行核辐射消除。她想要搬走,但没有足够的钱,只能待在这里,她非常愤怒。在一个善于掩藏真实情感且极其遵守规则秩序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少数有钱人可以变卖甚至抛弃在福岛的住所,离开这里另置家业,但大多数普通市民无力承担高额的搬迁负担,他们必须留在这里或回到这里继续生活,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日本有浓厚的尊老传统,老人们的意见对于一个家庭很重要。福岛也是如此,一个家庭里往往老人并不愿意搬离长期生活的熟悉地方,晚辈会尊重老人的决定,同样留在这里。另外,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扩大疏散搬迁的范围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重新安置费用,经济上并不可行。

2012年10月18日,日本福岛饭馆村,绿色和平核辐射检测行动小组正在测试饭馆村的一个政府监测站的核污染水平,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厂三座核心熔毁的反应堆只有四十公里。

 

这就是社会、文化、经济甚至伦理纠结的困境,从这里必须追问一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问题:到底是否需要建核电站?换句话说,如果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核电站前的评估时,加入对于一旦发生核泄漏事故(无论大小)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等影响的评估,就会发现建核电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不能与这些影响的代价和成本相当,那么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取消兴建核电站的计划。因为像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复杂影响已经超出了人为可控的范畴。这种不可控是日本在二战中广岛、长崎所经历的核灾难就已经非常清楚的事实而且深受其害,但政府却用一种奇怪的自圆其说的逻辑自1957年后在这个岛国上建了54座核电站。这种逻辑被称为“正因为……才需要”,即,“正因为是原子弹受害国才更要和平利用”,在这里不详述(参见武藤一羊的文章《活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 ,作者是日本人民计划研究中心教授);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更加密集的国家,发展核电得到的经济利益与可能造成的安全影响还有待评估,我们发展核电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绿色和平资深行动与调研专员  雷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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