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潮渐近，出海潮提速，中国动力电池产业正在进入同时考验循环能力与全球合规能力的新阶段。海南岛，成为了观察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转型的其中一个重要窗口。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以及2030年全岛全面禁售燃油汽车目标推进，未来几年，电池退役、规范回收和资源循环等问题将在当地更集中地显现。
与此同时，行业竞争也正从产能和成本延伸至全生命周期管理。如何降低资源消耗和制造环节的环境影响，如何应对海外市场日益复杂的回收、数据和供应链规则，已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基于此，绿色和平联合海南闻道社会组织服务发展中心，在海南省节能减排协会支持下，于2026年9月19日至21日在海口举办“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与出海合规”工作坊，有40名来自高校、媒体、行业协会的从业者参加此次活动，并围绕循环利用、全球规则与供应链合规等议题展开交流。
“谁的孩子谁抱走”：EPR下的回收责任
退役潮下，谁来接住越来越多的退役电池？
在《国内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行业发展前沿》环节，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综合业务部李家钰先用一组数据勾勒出行业高速发展的另一面：2025年全国动力电池装机量达到769.7GWh，同比增长超过40%；2026年前7个月又达到410.2GWh。装得越来越多，也意味着几年之后退下来的电池越来越多。预计到2030年，全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量将超过100万吨，磷酸铁锂也将成为未来回收体系需要重点面对的技术路线。她认为，产业现在需要做的不只是提前布局回收产能，还要补上绿色设计、碳足迹、再生材料认定等标准缺口，让数字化追溯贯穿电池全生命周期，并与国际规则更好衔接。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分会主任委员王德闯介绍，4月1日新规实施后，电池回收和贮存网点需要进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主体的授权或建设体系。但现实中，湿法冶金回收产能已接近400万吨，而2025年动力电池退役量约50万吨，”张开很大一个口子吃很小的芝麻，能吃饱吗？”，只能在市场上加价抢料。对于“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兜底责任，他形象地说：“本来是我的孩子我去抱，晚了一秒就被别人抢走了。”在他看来，当前退役电池仍是被争抢的资源，EPR的兜底作用尚未充分显现；未来随着供需趋于平衡，这一机制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体现。因此政策需要提前布局，而企业合规也将从一次性整改转向覆盖回收、溯源、储运和处置的常态化管理。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张天祚把视线从一辆新能源汽车本身，往上游再推了一层。他所在的刘刚教授团队提出“隐藏物质流”概念：一辆新能源汽车最终使用的材料背后，往往对应着规模更大的上游矿石开采和加工，真正决定环境与资源压力的，可能并非产品中用量最大的材料，而是上游资源效率最低的材料。 以欧洲电动化情景为例，即使更多采用磷酸铁锂技术，也只能显著降低锂、钴需求，而无法完全摆脱关键矿产约束，因此资源安全不能简单理解为拥有更多矿产，还需要通过技术路线优化、循环利用和材料效率提升降低资源依赖。
在上午圆桌讨论环节，绿色和平零碳交通负责人夏怡雯将讨论进一步引向两个问题：动力电池循环经济要真正形成闭环，责任是否需要从末端回收进一步前移到产品设计？而当中国动力电池产业走向全球，企业又该如何从适应海外规则，逐步走向参与规则制定？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综合业务部主任宋翊提出，希望未来不同市场能在检测和标准上实现更多互认，减少重复认证；王德闯则把这一趋势概括为中国企业应逐步实现从“合规”到“立规”的转变。张天祚补充，如果要制定循环规则，还应考虑循环层级：能够整产品、组件层面继续利用时，不应过早进入高能耗的破碎和材料再生环节，因为循环越深入，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能源和环境成本。财联社汽车频道主编寇建东则从产业全球化的角度表示，中国在部分动力电池标准制定上已经开始走到前面，下一步还需要推动包括标准、服务和回收体系在内的“全体系出海”。
讨论中，还有一个细节让回收系统变得具体起来。王德闯回忆，工信部早年公布的一万五六千家电池回收网点，他曾陪同调研两三个月，发现这些网点几乎全部依托车企4S店建立：4S店大多开在闹市区，而电池储存要求远离人员密集区域，网点也缺少必要的危险标识，”为了设立回收网点而设立的回收网点”，如今已基本被清理。寇建东当场佐证：在北京东四环附近一家某外资品牌4S店，他见过一模一样的场景：一个小隔间，几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两块电池包，楼下是密集的展车、员工和狭窄的过道，”一旦出现热失控，确实是潜在隐患”。
“覆水难收，西天取经”的高难度动作
电池出海，循环体系如何跨越国界？
在《卖得出收得回：全球视野下的动力电池出海与环境合规》环节，中汽碳数字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咨询研究员姜福铭介绍，当前企业在应对海外供应链尽职调查要求时，正面临越来越突出的数据合规难题。以欧盟相关要求为例，企业可能需要采集并报送供应商名录、产能、能耗等上游数据。单项数据本身未必敏感，但她指出，一旦汇总起来，就可能形成覆盖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关键产能关系的完整图谱，由此带来数据安全与境内外合规冲突的问题。对此，她建议企业建立境内外供应链尽职调查的“双重合规机制”，对拟出境的原始敏感底层数据先行审核，保证出海数据的安全合规。
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ESG双碳部总经理肖忠湘，非常生动地用“覆水难收”和“西天取经”八个字分别概括了国内和海外的回收难题：国内大量电池进入消费类产品、ETC、燃气表计等分散场景后，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回收的最后一公里；海外则要同时面对不同国家的EPR责任、危废管理、回收处理和跨境流通规则，真正跑通循环链条并不容易。他还提出，应从“二次资源主权”的角度重新理解黑粉等二次资源：各国一方面要求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另一方面又通过危废管理、出口限制等方式收紧二次资源流动，企业因此可能面临“我们想收了，人家反而不让出了”的现实矛盾，由此使电池循环逐渐从单纯的环保问题延伸到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竞争问题。杰成新能源副总经理杨昊昱在谈论行业周期时，没有回避眼下的难。行业发展早期，规范回收渠道尚不健全，部分退役电池难以进入正规的回收利用体系；锂价上涨后，行业又一度出现货源竞争加剧的情况。到了今天，大量新能源汽车尚未进入报废周期，回收企业反而“无米下锅”。但他把这种低谷看成行业周期的一部分。谈到未来规模退役真正到来时，他说，创业者“眼中有星光、饱含热泪，为的就是那个时候”。
对于出海，他的判断更具体实际。电池回收高度依赖本地渠道、网络、客户和合规体系，并不是把国内模式简单复制出去就能成立。他回忆，早期跟随中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时，曾有车企找到他处理海外测试车辆的电池，甚至愿意支付处理费。“我们回收企业当乙方当惯了，听到人家不要我们钱，还要给我们处理费，真是受宠若惊。”也正是在这些实际需求中，让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在海外提供回收和处置服务。
在下午圆桌环节，围绕中国电池企业出海后，是以满足当地合规要求为主，还是进一步参与当地循环体系乃至规则制定，几位嘉宾形成了一组有意思的对话。姜福铭首先从企业规模和能力出发提出，EPR责任落在生产者身上，但具体履责既可以委托第三方，也可以自建回收体系：前者投入较轻、落地较快；后者则更适合已经拥有稳定回收网络、供需关系和货源，并准备长期经营当地市场的企业。肖忠湘随即回应：“小孩子才做选择。”在他看来，企业需要“两条腿走路”——先把合规做好，再根据自身能力逐步建设网点和体系，甚至参与和影响标准。他还用“中国是产业的巨人、标准的矮子；欧盟是法律法规的巨人、产业的矮子”来形容双方的差异。
9月21日，工作坊成员一行走访海南星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海南自贸港首个锂盐生产基地，星之海目前也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在产的电池产业链上游锂盐企业，推动了海南锂盐新能源产业实现从零到一。今年1月，来自马里的首批锂精矿运抵洋浦，并成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洋浦港首票以“零关税”申报入境的新能源矿产。
交流中，星之海副总经理林仕忠介绍了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变化下的实践与思考。近年，随着资源国政策、国际物流及海外市场规则不断变化，企业持续调整和探索供应链和经营模式；面对市场对产品碳足迹和供应链可追溯性日益提高的要求，公司也在积极实践ESG信息披露。同时，双方还围绕海南自贸港“零关税”、加工增值等政策如何支持企业降低跨境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未来政策空间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此次走访也将前一天关于动力电池回收、出海合规和全球供应链的讨论，从会场延伸至上游原料端的产业实践。星之海的案例展现了海南自贸港作为新能源产业开放探索窗口的独特价值：这里既是企业链接国际资源、探索跨境经营模式的前沿，也是观察政策设计与产业实际如何衔接的重要场景。来自企业一线的反馈，也为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产业链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具体参考。
本次工作坊属于绿色和平与海南闻道共同开展的“中国环境故事网络”系列公益活动，获得海南省节能减排协会、海南星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