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媒体：凤凰周刊 记者 徐亦凡 编辑 漆菲
采访对象：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 刘君言
阿希克（Ashik Sukumaran）从没想过，有一天连番茄都要省着吃。
生活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阿希克一家的饮食和绝大多数印度人一样，番茄是不可或缺的日常食材。
但从今年5月开始，番茄的价格一骑绝尘，上涨了近6倍。到了8月初，市场上的番茄价格达到每公斤约250卢比，相当于21元人民币，比汽油还贵。以至于，当地的麦当劳和汉堡王不得不放弃在汉堡里加番茄。直到9月初，番茄的价格才终于回落至30多卢比。
极端天气要为这一价格巨变承担很大责任。今年上半年，高温热浪提前袭击印度，紧接着是持续降水，对天气变化敏感的番茄首当其冲——高温会让它颜色不够鲜艳，雨水太多又会导致植物缺氧枯萎。
阿希克告诉《凤凰周刊》，这个夏天为了控制购买食材的支出，他们不得不减少番茄用量，只在煮咖喱鱼的时候放一些。除了番茄，土豆、辣椒等食材也都在涨价，到了9月，好不容易番茄价格有所回落，洋葱的价格又开始暴涨，让吃一顿饭的成本愈发高昂。
即便如此，为菜谱发愁还远远谈不上苦难。过去的大半年，印度北部被热浪频频袭击，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一度达到49.2摄氏度，酷暑下的死亡愈发常见。到了夏天，暴雨持续不断，淹没了房屋和街道且引发山体滑坡，桥梁和建筑物也被山洪冲毁，仅是7月的一场大规模降水就造成至少49人死亡。
高温与暴雨交替，继而引发洪水、干旱、山火。种种灾难，或是带来疾病威胁生命，或是重创了许多人赖以为生的农业，又或是让大量人口流离失所。
可这些不只是印度的困境——今年以来，中国多地被高温热浪侵袭，华北和东北地区遭遇超强降水；欧洲同为炎热所困，高温导致天气干燥、野火肆虐；与之类似，北美多处受野火重创，加拿大上千处山火燃烧，浓烟弥漫到美国，而美国本土也难逃野火，夏威夷的一场恐怖山火造成上百人死亡；南美洲尽管处于隆冬，一股异常的冬季热浪给部分城市带来创纪录高温……气候巨变的威胁正笼罩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幸免。
极端高温炙烤全球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6-8月是自1940年该机构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时期，全球平均气温为16.77摄氏度，较1990-2020年的平均气温高出0.66摄氏度，同时比2019年8月创下的上一个高温纪录高出近0.3摄氏度。
根据该机构的最新数据，继史上最热的6月和7月之后，今年8月全球气温也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该月全球平均气温达到16.82摄氏度，比2016年创下的原纪录高出0.31摄氏度。
尤当厄尔尼诺现象形成，叠加本就在发生的气候变化，更为气温上升创造条件，让今年夏季比往年更加酷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我们的星球刚刚经历了一个闷热的季节，气候崩溃已经开始。”
但高温更早笼罩了南亚国家。在阿希克眼中，家乡喀拉拉邦非常美好，这个印度南部邦有着全国最高的识字率，经济水平也要更高，生活环境舒适又惬意。
49岁的希布（Shibu .K.N.）也生活在喀拉拉，往年这里的温度在30至33摄氏度左右，但今年4月的某一天，当地经历了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希布告诉《凤凰周刊》，由于湿度很高，实际体感温度在41度左右，这是喀拉拉邦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
高温持续了大约一周，希布不得不待在家中工作，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间出门。往年，他每天只需开几小时的风扇，但今年全天都必须开着，导致电费大涨。
但他深知，自己能居家办公已是莫大幸运，快递员之类的工种根本无法逃离炙热的阳光。当地家庭大都有风扇，可空调并不多见，至于贫民窟，可能连风扇都没有。
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则更加难熬，乔达里（Shubhranshu Choudhary）是印度中部恰蒂斯加尔邦的社会活动家，他告诉《凤凰周刊》，自己在一个叫做班卡（Buka）的地方长大，那里的泥巴房子非常简陋，风扇更是稀罕物。
在农村地区，不少孩子甚至在有铁皮屋顶的棚屋里上学。但砖瓦建筑也好不到哪里去，乔达里说，这类房子的通风设施有限。因此，哪怕政府发出警告建议待在室内，也无助于人们在酷暑天过得更好。
印度人素来生活于高温环境，但不断上升的气温已经挑战到很多人的生存极限。而对于习惯凉爽的欧洲人来说，酷暑更让他们无所适从。
罗莎琳·史密斯（Rosalyn Smith）今年67岁，在意大利生活了35年。和她30多年前搬来时相比，高温出现得越来越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意大利人总说夏天是‘美丽的季节（la bella stagione）’，但现在已不再如此，我总是盼着夏天早点结束。”罗莎琳感慨道。
为了躲避炎热，罗莎琳会前往附近高海拔的山间小屋居住，却于事无补。她告诉英国《卫报》，“热浪和蚊子随之而至，我被咬得很厉害。这很不正常，5年前这个海拔不会有蚊子。”
去年夏天，酷热曾导致欧洲超过6万人死亡，今年比去年还要令人煎熬。尽管欧洲已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应对酷暑的准备依然不足。这里的房子建造之初是为了抵御寒冷，外部遮阳较少，通风水平也不佳。而且同美国家庭90%的空调安装率相比，欧洲普通居民家中安装空调的比例相当低。
美国《华盛顿邮报》去年引用的数据表明，德国只有3%的家庭装有空调，法国则不到5%。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欧洲的夏天只能用温暖来形容，不会像美国南部那样经历持续高温，与东亚国家相比，也没有那么潮湿，体感上会更凉爽。
欧洲曾对美国人的“空调上瘾”嗤之以鼻，如今也不得不加入其中。近几年来，空调销量在欧洲地区大增，今年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意大利的空调零售商发现，到今年7月下旬，空调销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西班牙的空调销量相比去年也增加了15%。
湿度高的东亚地区更离不开空调。程霖（化名）生活在日本首都东京周边，8月初的一周，他从没关过空调。从北京来到东京的这六七年，他感觉“一年比一年热，这两年里，高温天气越来越常见”。
这个7月，日本每周都有上千人因中暑被送医急救，7月最后一周，这个数字达到1.1万人。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一个月内，有35人因中暑死亡。
梅雨季节过后，8月的气温依然居高不下，每天都是大太阳暴晒。程霖告诉《凤凰周刊》，高温直接影响到遛狗的安排。“上午9点出门时，地上已经相当烫了，我只能找阴凉地方遛十几分钟。晚上要等到10点后彻底凉下来，才能带它多走一会儿。即便深夜出门走一圈，也会出一身汗。”
往年，程霖还会琢磨怎么省电，比如定时关空调或是仅仅打开除湿功能，让屋子不要太热即可，“但现在，我已经不考虑省电这个事了，舒服就行”。由于用电基础价格上涨，程霖预计今年夏天的电费会暴增，“估计会比以往翻一番，每个月差不多六七百元人民币。”
热浪不止包围东京，日本避暑胜地北海道也未能幸免。8月下旬，札幌市观测到36.3摄氏度，创下当地历史纪录，日本气象厅首次针对北海道全境发出中暑警报。
在札幌某大学教书的鲁诤告诉《凤凰周刊》，定居北海道九年来，她第一次经历如此炎热的夏天。“往年夏天，30摄氏度以上的日子加起来也就一周左右，从来不会连续出现高温。所以，当地人家里很少安装空调。”
她介绍说，其实7月末的北海道就比往常要热，教室内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老师上课很辛苦，学生也觉得难熬。被措手不及的高温袭击后，风扇成为当地今夏最热销的电器。鲁诤说，毕竟安装空调需要等待，此外，当地人还会去咖啡厅等公共场所纳凉。
这次异常高温，导致北海道伊达市一位小学生中暑身亡。鲁诤说，这件事对大家震动很大，很多学校因此停课，因为当地配置降暑设备的教室很少。她带领学生去校外研修期间，有些户外活动不得不临时取消，以防学生中暑或遭遇食物中毒。
到了9月初，虽说高温天气不再，但也没有往年那种爽快的感觉，气温仍在27摄氏度上下。鲁诤担忧，“如此炎热的夏天过去之后，会不会迎来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
洪水让印度中产一夜返贫
高温之外，暴雨是极端天气的另一个面孔。
2018年8月，阿希克和希布的家园没有逃过洪水肆虐。由于异常严重的季风降雨席卷南亚大陆，让喀拉拉邦8月的降水量比正常水平高出96%，尽管水坝几乎全部启用，水位却持续上升，许多低洼地区都被淹没。
这导致喀拉拉邦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水，造成近500人死亡，14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座房屋受损。
作为社工，希布当时参与了洪水后的救援行动，他的工作包括协调志愿者、联系商界人士捐赠救灾物资、对房屋进行清洁等。希布告诉《凤凰周刊》，他曾前往喀拉拉邦一个名叫罗尼（Ronnie）的地方参与救灾。这里是中产阶级的聚居地，当地人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返贫，但洪灾过后，所有人都愁眉苦脸。
“有人在乞讨水或食物，他们失去了一切。看到房子（被洪水侵袭）后，人们不哭不笑也不说话，陷入了麻木。一场自然灾害能在一两天内摧毁你的生活，夺走你的快乐。”希布说。
在喀拉拉邦，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的情况并不少见。因城市化的推进，原本作为抵御洪水的天然保护措施的湿地和湖泊不断消失。印度中央政府2018年的一项评估发现，有44条河流流经喀拉拉邦，这里是印度最容易遭受洪水侵袭的10个邦之一。
有关这场毁灭性洪水的讨论中，邦政府对大坝管理不善遭到外界指责，但向前追溯可发现，极端降水与热带太平洋的天气扰动有关联，因此它依然脱离不开气候变化。
与之类似的，中国华北地区今年7月末也被水患袭击，经历过超强降雨后，北京周边山洪暴发，天津、河北两地损失惨烈。北京市政府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8日，洪水造成北京129万人受灾，5.9万栋房屋倒塌，33人因灾致死，受损农作物面积达到22.5万亩，此外有部分水利及山区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创纪录的大雨因台风“杜苏芮”导致，另一股台风“卡努”也为大规模降水创造了条件。谈到这场大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刘君言向《凤凰周刊》解释说，今年的台风比较特殊，强度非常之大，带来大量水汽后在特定地区降水，比如在京津冀遇到山区后爬坡，因此山区降水严重。
“这样的超强台风可以从气候上进行归因。”刘君言说，台风如此之强，一个动力源就是海水温度，温度足够高的海水能使台风前进的力量更大，向北走得更远。
海洋占到地球表面的70%，对于气候调节至关重要。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地球海洋大气学院博士候选人梁洲向《凤凰周刊》解释说，海洋对于二氧化碳有着显著的控制能力，一方面二氧化碳可以溶解在海洋里，另一方面，海洋中的植物，比如藻类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
如今，全球升温已经影响到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系统。梁洲指出，这种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海洋变暖，另一个是吸收的二氧化碳变多后，导致海洋酸化。
“海洋变暖的一个直观影响是导致珊瑚礁白化或死亡，白化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虽然有可能恢复正常，但如果多次经历白化，珊瑚礁很容易死亡。而且白化后的珊瑚礁不再具有观赏性，也是旅游资源的损失。”梁洲说。
今年7月下旬，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表面海洋温度升至38.4摄氏度，导致多个珊瑚礁完全白化甚至死亡。珊瑚礁既是许多海洋生物的生存依赖，也通过渔业和旅游业为该州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梁洲补充说，海水升温对渔业资源的影响也很大。当海洋上层的水变暖，底层的水相对更冷，上下层的海水因此难以进行交换，这会让底层营养物质输送到海洋表层的效率降低，导致植物和微生物数量减少，并通过食物链将影响传导到鱼类。
野火与干旱肆虐
极端高温和极端降雨之后，还有更多由此生发的灾难。比如当高温和干旱持续，为野火出现创造了条件。
今年6月7日，当纽约人拉开窗帘时，发现整座城市被黄色浓烟笼罩，当天的空气质量达到自美国开启监测数据以来的最差水平。
此前，创纪录的高温和降水的减少引发加拿大森林大火，至今山火仍在肆虐。到9月初，加拿大仍有1000多处山火在燃烧，其中7成山火处于失控状态。
加拿大跨部门林火中心9月3日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已发生6100多起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达16.4万平方公里。据估算，加拿大今年的森林火灾已导致2.9亿吨碳的排放量，超过2014年创下的1.38亿吨纪录。这一数字占据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
随着山火蔓延，产生的浓烟顺风飘向美国东北部和南部，覆盖多个主要城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8月24日表示，加拿大山火产生大量烟雾，导致美国因哮喘病就诊人数激增。研究显示，6月加拿大山火最严重时期，纽约州中部与哮喘有关的就诊人数增加了82%，医院客流量高出46%。
而在8月，美国夏威夷州的毛伊岛经历了该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野火，将这片休假胜地变成人间炼狱。大火不仅是毛伊岛居民的梦魇，也是一场生态灾难。尽管夏威夷只占美国土地面积的不到1%，却拥有该国44%的濒危植物。大火过后，有多少植物能够焕发生机难以预估。
当山火在毛伊岛蔓延之际，伊比利亚半岛也在经历同类灾难，让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焦头烂额。
葡萄牙的火势起源于南部城镇奥德米拉，强风将其吹向旅游区阿尔加维。阿拉斯泰尔·莱特黑德（Alastair Leithead）曾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居住在奥德米拉附近。他说，去年这里就遭遇过大火，自己的房屋被烧毁了一部分。当时他接到通知后，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逃离，他匆匆打包了一些行李，带着狗赶紧驱车离开。
如今灾难重演。当火势在离家几分钟车程的地方肆虐，“所有人都感到恐慌”。莱特黑德眼见着大风如何助长野火，“风速极快，炎热且干燥的风吹过来，短短几个小时就让火势扩大了一倍”。
高温是绝对的始作俑者。发生野火的这一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气温都超过40摄氏度，一些地方甚至高达46.4摄氏度。西班牙气象局表示，来自北非的大量干热空气带来了热浪，比7月“更强劲、更广泛、持续时间更长”。
往前不到一个月，罗德岛也被山火重创。这里是希腊最有人气的度假胜地之一，却连续多日笼罩在高温之下，气温升至45摄氏度。野火接踵而至，迫使上万人紧急撤离。
除了罗德岛，希腊北部埃夫罗斯地区的山火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分析了该地区的卫星图像，发现埃夫罗斯肆虐的野火是欧盟国家史上规模最大的野火。大火吞噬了至少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少学校和房屋受损，许多救援人员在救火时受了伤。
过于干燥不仅助长野火，还会导致干旱。因为气温升高，植物和土壤中的水分蒸发显著上升，使得许多地区粮食产量骤减、牲畜死亡乃至水资源短缺。
自2020年10月以来，东非地区连续五个雨季歉收。这里本就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人依赖降雨来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联合国难民署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一地区的2000万人面临着粮食危机。受干旱影响，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17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尤其是索马里这个常为饥荒所困的国家，已有超过4.3万人因干旱丧生，其中一半是5岁以下儿童。
气候危机“灰犀牛”加速走来
在中国，“极端天气”这个词组直到今年才被舆论频繁提及，但它早已威胁到人类生存。
刘君言梳理了近三年内国内外经历的显著极端天气事件：2020年，长江流域出现大洪水——当时这被称作“暴力梅”或“超长梅雨季”，而在同年秋天，不少省份却面临严峻的干旱挑战；2021年，河南省遭遇强降雨且延续很久，当年10月，山西省也同样如此；2022年，副热带高压和蒙古高压相连，高温贯穿北半球，欧洲、北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都被高温笼罩。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灾难多被视为独立事件，鲜少被放置在“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增多”的语境下讨论。
与此同时，在很多地方，气候变化始终被认为是遥远的话题——离我们身处的时代遥远，离我们的发展阶段遥远。除了身处大海的岛国忧心忡忡失去家园，这似乎是专属于发达国家的议题。
然而，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已是科学界的共识。北半球多地经历酷暑后，世界天气归因组织（WWA）对中国、欧洲南部、美国部分地区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基本不可能”在多地同时出现这样的高温天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早就说过，极端天气已是“新常态”。他在今年7月发表的演讲中警告，全球暖化时代已被取代，地球已进入“沸腾时代”。
这绝非夸张修辞。极端天气不是“黑天鹅”，而是毫无疑问的“新常态”，威胁到每个个体的生命安全与生存环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全球升温一旦突破“气候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全球15个“气候临界点”已有9个被激活，气候危机“灰犀牛”正加速向人类走来。
但是，我们的紧迫感还远远不足。刘君言坦言，“‘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在中文世界得到很好传播的词汇，其所代表的不仅是气候和变化，也应包含灾害事件的发生及其极端性，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她提出，应当把气候变化从技术和政策为主的话语体系转向以人为核心进行讨论。
“当我们讨论气候变化，要么在谈论绿色低碳发展、能源系统变革，要么在谈论气候变化在科学层面的影响，但这两种叙事都不足以打动普通个体，很难让个体感受到自身行动的有效性。”刘君言说，“有效的叙事是什么？是将人放到现实危机的核心，谈论气候变化。”
绿色和平2018年首次就气候议题发布风险报告——《冰冻圈告急：2018气候变化影响下中国冰川研究》，这份报告不仅谈论了冰冻圈的变化，还讨论了它与城市中生活的人有何关联，会如何影响水资源的变化。而在2021年，绿色和平发布的另一份城市风险报告亦提到，极端天气灾害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不要将其视为100年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梁洲从科学层面指出，对地球本身来说，气候变化没那么可怕，地球历史上也曾有过大幅升温，真正受影响的是生活在当下的生物。“即便未来气温再高，地球也依然会存在，但大多数物种却无法适应如此快速的气候变化，那么这些物种或许就会灭绝。”
当珊瑚礁因海水升温大片死亡时，梁洲说，有些海洋微生物的适应能力比想象中要更强，“特别是浮游植物耐性很强，没那么脆弱”。
然而，人类的适应能力恐怕不及这些物种。极端天气的杀伤力已经相当具象，高温导致热射病乃至死亡，扩大蚊虫和疾病传播范围，洪水冲毁家园和作物，暴雨则让城市居民为房屋漏水而措手不及。
极端天气甚至不知不觉影响到一国的文化传承。中国北方地区本来干燥少雨，近来降水罕见增多且湿度上升，极端降水或将导致石窟壁画以及古建筑受损。在2021年的山西暴雨中，有1700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建筑倒塌等险情。
因此，刘君言希望向公众呈现的事实是：“第一，气候危机是正在发生的现象；第二，气候危机与我们的生产生活、与我们的精神寄托息息相关。”
此外，极端天气还会干扰社会运转，它不仅威胁到粮食安全，还考验着能源系统稳定性，尤其是水电、风电等。
当欧洲人越来越多安装起空调，对于电力供应的担忧也日益加剧。2021年，欧洲经历过缺电少气的状态，次年俄乌开战，更令欧洲急于摆脱对油气进口的依赖。
2021年遭遇能源危机时，欧洲的清洁能源一度受到天气影响，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由于早早着眼于能源转型，水电风电已在欧洲占到相当比例，只是传统能源退出过快，导致能源供给备受考验。
中国面临着相似困境，一方面为了减缓全球变暖加速控制碳排放，中国已大规模部署清洁能源，另一方面由于“富煤贫油少气”的现实国情，如果煤炭等化石能源过早被弃用，清洁能源仍不够支撑中国人生产生活的稳定性。
只是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留给各国应对变化的窗口期变得越来越短。
刘君言指出，气候变化的最大危险在于其不确定性，但我们至今还没意识到要为未来做何种准备。“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不确定未来面临的风险是什么。而为了应对极端天气改善基础设施时，一定要有目的性，要在合理范围内做准备。”
她为此给出建议，“一方面要进行风险评估，进而适当提升城市建设标准；另一方面做好应急响应，用人力和机制弥补基础设施的不足，包括从预警信号的发出到各部门联动，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灾害影响。”
梁洲也提到，预警系统的完善非常重要，并且要让家家户户以及个体对异常天气有认知，“比如，佛罗里达州每周会发布未来五天的气候灾害展望，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也会实时发布最新的飓风情况报告。我个人非常关心这些信息，并会针对不同情形做好预案。有一次收到了飓风预警，我提前将车停在空旷地带，防止周边树木因大风倒下砸到汽车，并储备了应急食品，尤其买了很多矿泉水。一旦发生天气灾难，首先还是要靠自救。”
气候灾难加剧社会不公
极端天气无差别袭击全球时，不同地区和群体所承受的后果可能天差地别。
刘君言分析称，损害和风险评估要从三个维度进行，首先是灾害本身，极端天气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增加，另两个维度叫做脆弱性和暴露度。“脆弱性是指，某个区域或特定群体承受灾害和灾后修复的能力；暴露度则是说，暴露在风险中的人、基础设施、经济资源等。”
这种差异在一国内部也会得到体现。刘君言以北京暴雨为例指出，相比2012年，北京城区的应急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这一次主城区没有太大损害，但周边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较差，应急响应和管理不太跟得上。而且这些区域的青壮年人口大多移居到城区，留下的老人、儿童居多，自救能力较差。
在美国，极端天气对社会最脆弱的社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华盛顿邮报》8月16日的报道指出，大多数风暴致死事件发生在2004年之后的飓风中，所有死亡案例中，90%发生在美国社会较为脆弱的县级群体中，包括老年人、原住民、非裔和棕色人种。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生物统计学家劳尔·克鲁兹（Raul Cruz）指出，对于来自历史上弱势和贫困社区的人来说，当一场风暴来袭时，可能会让你无法获得所需的预防性治疗。此外，飓风还可能破坏电力、交通以及获得食物或住所的能力，从而加剧潜在疾病。
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拥有该州最富裕和最贫穷的社区。研究显示，2016年飓风“马修”过后，死亡集中在该县的贫困社区。“富人有飞机以及第二居所，随时可以撤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环境流行病学家罗比·帕克斯（Robbie Parks）因此提出建议，如果能更清楚地识别出处于危险中的人，可以在未来的灾难中更好地帮助弱势群体。
在印度，这种差异更为显著。在很多大城市，医疗机构和资源较为丰富，当地政府会针对极端天气做好预案，并提供电话问诊，从而让居民第一时间获得帮助。乔达里说，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稀缺，面对中暑，生活在这里的人根本不会去正规机构看病，“大多数人依靠村里的庸医”。
这种不平等也体现在国家之间。梁洲举例说，即便干旱来袭，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也会较小，“这些国家有更健全的预警系统，更好的基础设施来应对可能的干旱”。
当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影响时，不发达地区的处境往往更加脆弱。
因为干旱导致大米产量下降，世界最大米粮出口国印度限制所有大米品种出口，引发从亚洲到西非各国政府的惊慌。其他主要出口国尝试向消费者保证米粮供应充足，但未能起到安抚市场的作用，亚洲大米价格8月30日回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数据分析公司Gro Intelligence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印度占全球大米出货量的40%以上，出口禁令可能“有加剧高度依赖大米进口国家粮食不安全的风险”。为此几内亚派出贸易部长前往印度，新加坡、毛里求斯和不丹也以粮食安全为由，要求新德里免除对它们的限制。
像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邻国，均依赖从印度进口小麦，而这两个国家本就饱受气候变化之苦——孟加拉国常年经历洪水，尼泊尔也是一样，并且水资源短缺，森林火灾愈加频发。
这种不公正，既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也是个体之间的。最脆弱的人群，在气候灾难面前承受着最沉重的威胁。比如当印度政府要求人们留在室内躲避酷暑，贫民窟依然如蒸笼一般，反而进一步推高了死亡率。
当干旱在东非地区带来饥荒，儿童成为最脆弱的群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9月1日发布的报告指出，非洲儿童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比成年人更难以抵御气候灾害影响，却得不到足够的社会服务，气候资金对这个群体的照顾也远远不够。
农民也是一样，无论暴雨还是干旱袭来，都会摧毁他们一年的心血与劳作。今年中国东北同样受到台风杜苏芮冲击，这片辽阔的黑土地饱受重创。连日降雨后，大量稻田被淹没，素来以大米出名的五常面临减产的结局。
当谈论气候危机时，性别维度也不可或缺，因为女性通常处于更脆弱的境地。刘君言解释说，“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结构中不平等问题的代表，气候危机作为一种结果，也会进一步加大既有的不平等。”
她提到，女性在很多传统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力，尤其在一些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中也是主要劳动力，比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女性是家庭生产生活主要承担者，当气候灾害来临，她们会首先受到冲击，这加剧了固有的不平等。另外有研究表明，持续高温会让情绪变得焦躁，从而加剧家庭暴力的发生。
“未来在讨论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时，女性也应该更多参与其中。”刘君言呼吁道，“目前全球各类产业经济决策机制、能源系统中，女性都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只有当女性参与其中，才能改变其被边缘化的职业角色，也能带来更多视角。”
中美气候合作至关重要
遏制气候变化，只能依靠全球集体行动，但实际进展多少有些窘迫。
去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2022年排放差距报告：正在关闭的窗口期——气候危机急需社会快速转型》。报告指出，按照各国现有政策，本世纪全球将变暖2.8摄氏度，大幅超出《巴黎协定》所设定的目标。
作为两个碳排放大国，中美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可摩擦不断的双边关系导致其裹足不前。
今年7月，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到访中国，与多位中方高级官员会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程和能源政策助理教授迈克尔·戴蔚森（Michael Davidson）向《凤凰周刊》指出，这次访问是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进行更有力接触的基石。“虽然没达成具体的新协议，但表明双方仍有空间来讨论这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我们都关注今年秋天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以及其他会议，届时中美两国元首有机会面对面讨论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戴蔚森表示，“我当然希望看到《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的内容都能得到执行，包括电力部门转型和甲烷减排，我还希望看到双方在清洁技术和气候融资等其他领域进行更强有力的交流，这是实现气候目标非常重要的因素。但目前，中美还没就此进行真正有力的讨论。”
一直以来，气候合作被认为是中美关系中最值得期待的部分，2021年在苏格兰举行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中美出人意料达成协议，同意为减排做出更多努力。但气候对话难以剥离开中美关系在谷底徘徊的大环境，贸易、技术、供应链等问题上的矛盾与气候议题交织，阻碍了更多实质性成果产出。
戴蔚森坦言，美中政府乃至专家之间应进行更多讨论，分享更多切实的信息，“两国政府间目前没有很多信息（交换）和建立信任的举措，这带来了很多问题”。
他进一步举例说，“比如美国担心，中国尽管有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但依然在兴建燃煤电厂，这似乎与其目标背道而驰。中方并没很好地向美方解释国内的这些情况。我也被很多中国专家问过，美国计划到2035年实现100%的清洁电力目标，究竟如何做呢？我认为，美国也没传达出达成目标的具体计划。”
龃龉不仅是中美之间的，也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使得各方难免落入“囚徒困境”——尽管通力合作完成减排目标会让所有国家受益，但各国有动机搭上别国行动的便车，降低自己为减排所需付出的成本，这容易导致国家之间的不信任。
去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COP27）上，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成为一大亮点。分析认为，这是向“气候正义”迈进的关键一步，但鉴于发达国家尚未兑现原有承诺，其承诺的全球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仍不明朗，后续该基金能发挥多大作用还存在不确定性。
今年6月22日，“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气候融资问题成为峰会焦点。作为会议牵头国之一，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表示，“我们这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最先面临这些（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困难的。我们常说自己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潜在危险的早期预警者)。如果人们愿意早点倾听我们的关切，也许能更快地采取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发达国家连14年前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作出的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都未能兑现。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计算，发达国家2020年提供和调动的资金仅有833亿美元，而这个达成承诺以来所提供的最高资金金额，也远低于1000亿美元。
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刊发由英国利兹大学等开展的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发达国家应向低碳排放国家支付总计170万亿美元的补偿金，从而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目标可以实现。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发达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有不少历史欠账，应制定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他还提到损失与损害基金，强调联合国相关机构应在推动资金落实方面发挥作用，安理会应在这些方面发出强有力声音。
8月17日，加勒比共同体主席罗斯福·斯凯里特批评发达国家没有履行承诺。斯凯里特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总是提出新的提案，但并没有采取行动。“如今这些发达国家声称，他们正在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融资，这比之前的协定整整晚了三年。而这些口头承诺能否落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刘君言提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政治话语权常常被发达国家所绑架，裹挟在现有体制和国际金融体系内，而没有能力为自己伸张。因此，最脆弱的国家和地区不能一味等待，当灾害到来，必须依靠自救与互助。
面对气候危机“灰犀牛”的到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重新审视发展的意涵。“我们现在对发展的理解是增长的逻辑，但发展不是线性的，最核心是回到人的福祉上来。它不仅仅是一个货币化的指数，还包括权益、幸福感、公平、和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重新理解发展，我们才能够审视现在的路径到底是怎样的。”刘君言说。
(感谢Ashik Sukumaran对本文提供帮助)
媒体联络：
蔡元慧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传播经理
cai.yuanhui@greenpea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