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

中欧清洁能源供应链的竞合博弈与可能的焦点

2023年8月4日

编者荐语: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尽管中欧存在竞争关系,但双方更有强烈的合作需求。面对现实,双方的合作将助力中欧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经济性。

文章首发于FT中文网 ,作者寇静娜

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悬而未决,气候危机迫在眉睫的多重挑战,中欧双方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的最大投资方,在全球气候治理和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中欧应该如何在清洁能源转型中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合力加快全球的能源转型进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推出聚焦中欧气候与清洁能源合作的系列文章——本篇文章作者系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寇静娜。

全球第三次能源转型浪潮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摆脱化石能源,最明显直观的表现就是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连创新高。2022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1.4万亿美元,占能源产业总投资增长的70%,但这样的投资趋势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自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以来,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年均增长率仅维持在2%左右,转变发生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各国在想尽办法复苏经济的过程中意识到清洁能源投资不仅是解决全球气候与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更是拉动经济恢复活力的有效解决方案。由此,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连续三年增速超过10%。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升至1.7万亿美元,继续占据能源投资的主体。

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中国和欧盟位居前两位,美国紧随其后,以太阳能、风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储能和相关技术成为投资重点。清洁能源供应链成为主要国家竞争的舞台,能否率先形成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将决定主要经济体在本轮能源转型中的主导优势。但这个舞台到底容得下多少“主角”?是金字塔式的一呼百应,还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竞争,并没有一个明确答案,不过此题并非彻底无解,只是需要在当前中欧清洁能源产业纷繁复杂的合作竞争中耐心寻找。

竞争中的合作:中欧清洁能源供应链


清洁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存在极大不同,清洁能源供应链由多种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应用和技术组成,虽然同样关注从开发利用到终端消费的各个环节,但由于风光等资源的天然分散属性和技术创新要求,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新创造并明确了新的能源进出口标准——仅单纯依赖单一能源或技术,不系统性参与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将难以获得主动权,为此,各国对能源转型的投入与角力也将基本围绕清洁能源供应链展开。

中欧双方在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战略十分典型,在传统化石能源贸易中,双方均属于进口资源的被动方,能源供应安全无法自给自足,而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则反客为主实现超越。欧洲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油气对外依存度极高,但多年能源转型使得欧洲通过技术创新,处于供应链的上游及出口方。中国也在短短十余年实现从传统油气进口国和消费国到在清洁能源供应链领域逐步建立领先优势,通过光伏产业、风机装备制造及全球第一的装机容量实现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材料设备出口国、能源技术出口国、工程项目出口国等多重身份转变。

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中,中欧虽然存在竞争,更有强烈的合作需求。以光伏产业为例。2012年,欧美联合对华实施光伏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制裁,因为中国光伏产品物美价廉大量出口占领欧美市场,直接引发本土光伏企业破产,间接导致欧洲相关供应链的急速萎缩。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市场的欠缺和补贴政策不成熟,短期无法消化大量出口产能,令起步的光伏产业陷入困境。但通过开拓东南亚等其他地区市场,建厂拓展项目谋求生存,中国光伏产业进入出海的1.0阶段。

随着中国光伏产业逐步恢复元气,开始到欧美本土设厂,标志着中国光伏产业开始进入2.0阶段,即主导全球光伏供应链。虽然很难判断中欧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合作的“主动”和“被动”成分占比,但是确实合作增多且力度加大。例如,2023年6月,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隆基光伏宣布将在德国建厂,得到德国经济事务部(BMWK)的肯定回应。

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俄能源脱钩成为欧洲最重大变化之一,冲突暴露了此前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失败也体现了能源安全治理的局限性。为兼顾长期气候目标与短期供应安全和能源独立,以及过渡中出现的新的供应依赖风险,欧洲加大清洁能源投入,重新调整可持续发展、供应安全和竞争力三者之间的优先次序,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定义能源安全,正如2022年5月欧盟发布“RePowerEU”能源计划中提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2030年可再生能源总体目标将从40%提至45%,并建立专门光伏发展战略,到2025年将光伏发电翻一番,到2030年光伏装机实现600吉瓦。

更重要的是,疫情下光伏供应链的彻底紊乱让欧洲意识到必须加强本土光伏生产。欧盟主要成员国进口的光伏系统组件九成来自中国,而疫情导致组件价格上升15%至20%。中欧清洁能源供应链合作成为必然,但在全球经济低迷且政治剧烈变动下,这个“必然”或多或少具有欧洲“无可奈何”的被动应对色彩。

中欧清洁能源供应链竞合的焦点

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清洁能源技术水平还将不断提高,工业发达国仍需依赖化石能源维持供应安全。中欧凭借技术创新、装机规模和政策补贴成为清洁能源供应链领先者,但仍受制于油气进口依赖,勉强维持传统能源贸易平衡。俄乌冲突彻底打破这一脆弱局面,导致全球能源供应链重组,出现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交织的格局。

欧洲面临摆脱对俄化石燃料依赖的短期目标和经济去碳化的长期优先事项间的复杂抉择,并在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和对中国供应链的实质性依赖、以及技术、标准、关键矿产和有弹性的价值和供应链竞争之间反复徘徊。对欧洲而言,成功的绿色低碳转型确实可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不对称依赖性,限制能源资源武器化,最终减少地缘制约作用。然而,长期来看,在全球竞速发展清洁能源的背景下,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将不断推动各国对关键原材料的需求,不依托国际合作的“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为此,可行方案是合作伙伴多元化,重新关注可再生能源和氢能供应链,以及北非和中东等相关原材料伙伴国的关系。

反观中国,俄乌冲突重塑能源格局对中国影响微妙。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占据领先地位,不仅垄断光伏产业,还在全球锂离子电池生产中占73%,风力涡轮机占58%,并控制了关键矿产资源的中游环节。同时,中国开始尽可能减少对发达经济体依赖,深化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发展战略自主权,涵盖供应和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中欧均选择北非和中东地区展开清洁能源合作绝非巧合。北非和中东地区不仅是油气出口地区,还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和广阔的无人区土地,适合生产光伏电力及绿氢,只是关注重点略有不同。中国侧重于光伏,仅2022年出口中东光伏组件就高达11.4吉瓦,同比增长78%,其中出口阿联酋的体量就占3.6吉瓦。而欧洲的清洁能源合作则以氢能为主,如与埃及、摩洛哥等国开展系列绿氢合作框架,德国与阿曼共同发布绿氢合作意向声明,沙特氢气项目中包括了西门子技术等。

很显然,中东和北非已成为中欧在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外拓展中的下一个焦点,双方可以利用技术、资金和规模优势加速当地的清洁能源转型。

中欧需各取所长地发展与合作

清洁能源转型能否最终完成取决于全球清洁能源供应网络的升级、扩大和重新利用,以及投资和制造能力的提升,但全球关键矿产资源材料和技术部件的供应链的复杂性却增加了转型的挑战,这需要中欧双方进行合作,以确保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和经济性。面对现实,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势必对欧洲带来深刻影响。然而,面对欧洲迅速扩大生产和降低单位成本的需求下,虽然欧洲仍需要处于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供应依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的优势难以被替代。中国仍首先是欧洲的合作的伙伴,中欧应追求互利共赢的深度合作,以共同提升双方的清洁能源转型韧性和长期的能源安全。

一方面,欧洲重返清洁能源领导者舞台离不开中国。俄乌冲突后,欧洲将能源安全作为优先的战略关切,对能源安全的理解不再仅聚焦于供应安全、市场驱动机制和监管的狭隘领域,更加关注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于欧洲而言,清洁能源在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为欧洲解决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问题提供了契机,但没有中国的加入和深度合作必然无法实现。

从过去到未来,从中国政府到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界,完全且必然能为欧洲提升能源安全作出贡献。中欧之间的清洁能源产业的联系绝非化石能源时代的单纯进出口关系,双方可以建构更加均衡和谐的相互依赖空间。清洁能源产业赛道宽广,技术门类丰富,单个国家和企业难以垄断市场。后俄乌冲突时代,中国可以为欧洲提供物美价廉的清洁能源装备;中美欧三角博弈时代,中欧有共同推进产业升级、防止出现唯一超级能源霸权的现实利益选择;在全球范围内,中欧还有着促进南方世界能源转型、强化气候行动的共同利益。

最后呼吁清洁能源供应链上的企业和从业者进行更多直接对话与协商,而不是总被政治家们占据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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