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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后,快速排查灾区百家化工厂 | 绿色和平经典回顾

2022年11月25日
© Greenpeace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四川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发生8.0级地震。后来,日本气象厅确认这次灾难的地震波共环绕地球传播了6圈[1]。

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是自1949年以来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地震发生后,全社会立即投入抢险救灾,各路救援人员紧急进入灾区。其中,民间组织及个人也在这次灾后救援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地震次日,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联合本土环保机构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共同发起抗震救灾行动,号召公众为救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2]。与此同时,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首次启动了自己的“快速反应”机制。

5月14日,绿色和平快速反应小组首批3名工作人员抵达震区。随后,又有2组6名装备齐全的快速反应行动人员抵达汶川。

无论是基于人道主义还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关注,面对这次重大的自然灾害,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成员们都希望尽快奔赴灾区。不过,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频繁余震、实时信息缺乏的核心震区,这家国际环保机构将会做些什么、要怎样展开专业的、快速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呢?

作为快速反应小组的负责人,具有丰富户外作业经验的钟峪在抵达都江堰后,即与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了联络。在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她能感受到当地官方的紧张和压力。

在离开北京之前,绿色和平对此次灾区之行的工作重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最令大家担忧的发现是,在汶川地震受影响周边区域,分布着数千家大大小小的化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化工厂涉及危险化学原料和危险化学废料。大震虽过,但余震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如果不及时转移和处理那些危险化学品,很可能酿成包括泄漏、爆炸、污染水质等等严重二次灾害。由于次日已有关于震区化工厂泄漏事故的消息传出,时间紧急,刻不容缓。

大家的意见很快归于一致:作为一家环保机构,绿色和平要发挥自己的特长,排查核心震区政府监控名单之外的中小型化工厂,防止发生地震余震引发的次生环境灾害。

自2005年,绿色和平开始在全球多个办公室建立“有准备的”快速反应机制,以利于在发生重大环境灾害事件时能够高效安全地介入并行使自己的职责。其中,北京办公室最早搭建起快速反应机制,除了组织建设以及防护服、探测仪等设备配置,快速反应小组更注重平时的训练和实战演习。快速反应小组由各项目组抽调人手共同组成,定期进行相关的专业能力培训和环境灾害模拟演练。

绿色和平快速反应小组成员抵达震区后,即按既定计划开展工作。小组成员在确认通讯、探测和防护用具齐全后,兵分三路,自驾车对小化工厂进行环境隐患排查。他们很快发现,一些小化工厂已出现围墙倒塌,厂房倾斜的情况,储存在内的危险化学品对附近居民形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5月21日,快速反应小组在都江堰蒲阳镇调查,发现镇中心的一家化工厂围墙全部倒塌,几名儿童骑着玩具车在厂区玩耍,4户灾民在厂里搭起帐篷居住,在这里生火做饭。距离20米,就堆放着硫酸铝和浓硫酸等危险化学品。

快速反应小组人员立刻劝导灾民离开,并拉起警戒线,建立醒目的“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

© Greenpeace

小组成员的另一篇排查日志显示:在4天时间里最先排查的19家化工厂中,有两家已经彻底损坏。大部分化工厂的原料和成品处置都不严谨,危险建筑物和化学品没有设置警示标记。一些化工厂罔顾政府停工停产的禁令,竟然偷偷复工生产,现场气味刺鼻,而附近就是地震后还未全面检测的天然气管道,安全隐患很大。

从2008年5月14日到6月1日,绿色和平快速反应小组共走访核心震区56个乡镇的99家化工厂。这些小化工厂分属于都江堰、彭州、广汉、什邡、江油、绵阳等地。

参与排查工作的小组成员通常在早上9点出发,晚上回到住宿地已经是22点左右,平均每天需要连续工作13个小时。等大家把白天的调查结果汇总输入电脑传回后方,已经是凌晨两点。

钟峪和其他两名主力调查员率先抵达灾区。5月21日,快速反应小组在江油市青莲镇一家化工厂排查时,发现了18吨易燃易爆物:浓硫酸。

当时的背景是,唐家山堰塞湖出现险情后[3],政府正在布置泄洪区域内的化工厂将危险化学品向安全地带紧急转移。青莲镇上这家名为“大洋”的混凝土外加剂公司,显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不打算将存在放在院子里的浓硫酸转移至安全场所。

危险化学品泄漏在地震引发的环境危害中排在首位,钟峪不敢想像18吨浓硫酸遇水发生爆炸后的情形。考虑到当时的青莲镇根本没有转移浓硫酸的能力和运输工具,她立刻拨通了江油市环保局的电话。

这18吨浓硫酸并不在江油市环保局的掌握名单里,环保局得知这个消息后也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半个小时后,环保局工作人员赶至现场,与工厂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并布置转移工作。次日,在江油市环保、安监等部门的安排下,这18吨浓硫酸与厂里的液碱、甲醛等危险化学品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绿色和平与当地政府部门在特殊的紧急状态下,有了一次高效的沟通互动。顺畅的沟通背后,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虑和考量——

让大家感到鼓励和欣慰的是,当时的环保总局与西南环境督察中心都对绿色和平在余震现场的工作给与了感谢和肯定,最重要的,是在余震中存在隐患的危险化学品得到及时和妥善的转移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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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互联网通讯工具自然不如当下发达,尤其在地震灾害以后,当地正常通讯会受余震影响常常中断。

雷宇霆在绿色和平快速反应小组中担任信息员。尽管留守在北京办公室,他每天花最多时间的,就是一边听着会议桌上的收音机当地交通广播,一边趴在桌上看地图路线,然后趴在电脑前,用“飞信”把信息实时传给前方小队。根据余震和堰塞湖的信息,筛选出有可能存在环境次生灾害的化工厂,并把定位发送给已经在路途中的队员。

所谓“当局者迷”,保障前方队员的安全,后方的支持也非常必要。比如,当政府发布唐家山堰塞湖要实施爆破泄洪这样的重大信息时,需要随时确认前方人员所处位置及此地天气状况和灾害预警,为前方人员提供不同的道路选择参考和安全防护建议。信息员的角色,就是在安全的“后方”,为前方身处危险的实地小队提供多一双“眼睛”。

© Greenpeace

每一天工作告一段落,当快速反应小组成员回到驻地休息后,雷宇霆还要及时把成员们收集的信息汇总整理。快速反应中,与官方的互动合作尤为重要,这些信息经过整理后,也会迅速传递到国家环保局及其西南督查中心。

“打有准备的仗”,是绿色和平快速反应机制的前提,首先要保护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在后来的工作总结中,快速反应小组负责人钟峪这样写:信息员给前方人员的安全信息警示及时到位,可以让前方人员专心投入工作,而不必担心自身是否处于危险环境中。

2008年首次在中国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后,绿色和平在随后十年里,多次积极参与到重大突发环境事故之中:从2011年云南六价铬事故调查到2015年天津港爆炸调查,从2010年大连新港原油泄漏到2012年广西龙江镉污染,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了独家视角的环境灾害调查报告。

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发生后,绿色和平快速前往当地进行独立的化学品环境监测工作。© Greenpeace / Yat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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