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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在现场 | 绿色和平中国总负责人袁瑛接受媒体专访

2022年11月16日
绿色和平自2002年起在中国大陆开展环保项目,今年正值20周年。图为绿色和平中国总负责人袁瑛女士。 © Wei Yi / Greenpeace

于11月6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进度条已过半,从11月14日起进入第二周谈判。2021年在英国举办的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标志着《巴黎协定》从规则的谈判整体转向行动的落实。今年的COP27的谈判焦点在于回应COP26留下的问题,尤其是资金、适应和损失损害问题。

FT中文网近日连线采访了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袁瑛。

在COP27 现场,袁瑛观察到,第一周谈判的主要症结仍在于发达国家对气候资金和损失损害资金机制问题上缺乏“落实”意愿,期待第二周结束时谈判能够达成实质性进展,向全球传递出强有力的应对气候危机的政治信号。

以下是专访对话,全文首发于FT中文网——

FT中文网:COP27被期许为一届“落实承诺”的大会,根据您的观察,在第一阶段的高级别会议和技术对话对“落实承诺”做了什么具体的推动?

袁瑛:这次谈判大部分重点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问题。由于今年不是气候大会的一个决策节点年,适应、气候资金这两个议题不会可能出现大的突破和进展,损失损害资金机制则是本届气候大会的热议议程。过去一周,包括气候脆弱国家和各国环境组织,对在本次大会达成一个损失损害资金机制的期待都比较高,但很多发达国家对此不置可否甚至持鲜明的反对立场,这是过去一周谈判主要的焦灼点。

从本次气候大会所处的更为广泛的国际局势来看,包括俄乌冲突、能源安全、全球经济衰退以及粮食安全风险等,都使得本次气候大会召开的地缘政治背景比较复杂,气候议程本身无疑会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本届气候大会主要是“落实”(implementation),这意味着气候行动的重点会发生在各国国内气候工作的推进,国际谈判则对前者起到一个鞭策和监督的作用。

目前各国国内的气候目标落实有两个困难:首先,很多国家目前都面临着经济衰退或者能源安全等内部挑战,与此同时又受到外部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气候问题的优先级相比其他议题会降低,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国内相关气候政策的出台和落地;其次,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来自发达国家对气候资金的承诺没有一直没有兑现,这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支持,推进国内的气候行动落地。

整体来看,COP27谈判进程过半,目前存在着一个挑战和一个不确定性:挑战来自于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资金没有落实,南北互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需要解决;一个不确定性则是来自于中美在气候对话上的重启迹象将对谈判进程带来何种实质影响,我们也拭目以待。

中美两国元首刚刚于11月14日在巴厘岛举行会晤,提及双方“统一共同共同推动COP27大会取得成功”。这一信号对于正在场上谈判的各国代表和焦点议题意味着什么,我们期待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FT中文网:获得损失损害的赔偿,是“77国+中国”、小岛屿国家联盟等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谈判整体在COP27上想要争取的目标,包括成立专门的应对基金。想具体地知道,在目前的会议进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主张,比如金额数字、赔偿和资金支持的形式等被提出来?

袁瑛:这次大会的第一天就把“损失损害 ”议题纳入到了本届大会的议程中去。从第一周谈判的观察来看,这次会议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决议,开启建立损失损害资金机制的进程。损失损害资金的性质、用途、规模很可能不会在本届气候大会上解决。

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积极参与到本次COP27大会中。图为巴西参会人员在绿色和平北非与中东办公室和《经济学人》合作举办的边会上。© Marie Jacquemin / Greenpeace

FT中文网:此前的气候资金支持一部分是以债务的形式出现,主办国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目前一边遭遇着气候问题对基础设施和经济的破坏,又有债务负担。COP27如何为这一问题探讨出路?

袁瑛:的确,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灾害、粮食困难等多重危机叠加在一起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真实挑战,这也进一步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资金援助的需求更为迫切。面对发达国家资金支持的不到位,这也在加剧谈判现场乃至整个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南北”矛盾。目前在气候政策领域,也有提出以气候行动减免债务的讨论,但这些讨论仍停留在构想的层面,付诸实施的困难较大。

面对这一现状,来自学界的研究则在强调问题的紧迫性。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指出:若没有进一步的措施来帮助实施减排和适应工作,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这一区域在2050年遭受的GDP损失为12%,到2100年这一数字将会攀升到80%。加快对于受气候影响国家的支持进行减排和适应工作,显得尤为紧迫。

FT中文网:发达国家提出的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迄今仍有缺口。今年的乌克兰战争、能源、和通胀带来新的财政压力,发达国家目前是如何商讨和应对“损失和损害”问题、解决气候融资来源的?

袁瑛:因为自身面临的能源危机、经济衰退,很多发达国家的确出资意愿不足,这也是目前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个重要挑战。与俄乌冲突、能源、通胀等各种内外因素叠加,造成了目前对于气候变化多边主义的挑战。COP27会议目前已经进入第二周,能否避开各类地缘政治暗礁,使气候变化进程最小程度地受到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是对各国和主席国埃及的一大考验。

FT中文网:乌克兰战争以来,欧洲为了摆脱对的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加速了能源转型的动作,这对COP27的议程设定有怎样的影响?

袁瑛:俄乌战争的确给欧洲的能源转型进程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挑战着欧洲的能源安全战略,并对欧洲各国的气候政策带来直接的影响。不过,这也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故事:面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欧洲国家例如德国需要重启煤电厂来弥补短缺,这一挑战可以说是暂时的,煤电不太可能成为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长期方案;从能源安全战略角度来考量,欧洲的清洁能源转型则显得愈发重要和紧迫。

这次大会也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首次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参与。我在之前的气候大会上没见过有这么多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参加。当然,这一方面说明气候变化已经深入人心,包括油气公司也不再否认这一事实,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否认气候变化”(climate deny) 到“延迟气候行动(climate delay)”这一趋势。我旁听的几场主题为油气公司和产业向零碳转型的边会上,油气公司主要在强调如何利用碳捕捉碳利用技术、如何减少天然气燃除等,但这些跨国企业鲜少提及如何从根本上减少化石燃料的投资、建设和开采、加大向可再生能源业务的真正转型,上述举措实质上是在“延迟气候行动”的进程

FT中文网:承接来自中国和发达国家供应链转移的越南等国,如何平衡承接产业转移和防范环境气候风险之间的矛盾?

袁瑛: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合作。首先,需要负责任的首当其冲应该是供应链的上游客户——往往是那些在全球进行供应链布局的跨国企业。供应链往往是这些跨国公司范畴3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跨国公司有责任对供应链的环境足迹和碳排放足迹进行管理。其次,也需要市场监管,这既包括跨国公司母公司所在地,也包括供应链转移的目的地国家,从市场监管层面对于公司全范畴碳排放进行监管也非常必要,包括一些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进行的气候信息披露强制规定等,都有助于减少因为产业转移而给目的地国家带来的环境气候风险。

此外,回到本次气候大会的关键议题——适应和损失损害资金机制,也从多边机制和资金支持的角度,促进此类问题的解决。越南是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于2020年发布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中指出,20年越南共发生了226次极端天气事件,气候风险指数全球排名第六。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给越南的农业和渔业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这次气候大会若能进一步推动损失损害资金支持机制的实质性进展,也有助于这些受气候影响严重的国家尽早开展气候适应的工作,并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和损失。

来自非洲国家的青年非常活跃地加入到埃及COP27大会之中,并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公众活动,呼吁年青一代更积极地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Marie Jacquemin / Greenpeace

FT中文网:与一年前在格拉斯哥(COP26)的目标和行动相比,中国今年对COP27这一气候政治盛会的参与有什么不同?

袁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受气候影响严重的国家。这次气候大会重点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话题,这些话题也是中国比较关注的,包括发达国家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的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包括适应和损失损害议题。

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并不影响中国在国内按部就班地实施和落地“双碳目标”。中国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又在2021年进一步提出“中国不再支持海外煤电项目”的承诺等。当然,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也给国内带来一些变量,例如相比之前对于能源安全的更高的关注等。

未来,中国如何在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同时,在国内平衡和应对这些短期影响,进一步贯彻双碳目标的实施,这是值得长期关注的话题。

FT中文网:您对第二周的谈判有什么期待?可能会在哪些重要问题上取得成果,成为下一阶段全球气候行动的方向?

袁瑛:本次气候大会选择在埃及召开,也被称为“非洲的气候大会”,此次大会如何落实发展中国家的若干关切问题则令人期待。此外,中美的气候互动也是第二周的焦点。中美首脑会晤对本次气候大会将产生直接的影响,气候大会的进展离不开中美互动,希望有迹象正在重启的中美气候对话,能够对于目前的谈判进程有实质性的推进。

FT中文网:您曾经是一名资深环境记者、在《南方周末》创立了首个绿色新闻部。2010年《南方周末》招募环境记者的标题叫《这是环境新闻和你的头条时代》。您为何会作出报道环境新闻的职业选择?仅在中国范围内来看,和10年前相比,环境议题的关注焦点,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发生了什么变化?

袁瑛:2009年《南方周末》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绿色新闻部,专门跟进气候和环境报道。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气候报道的元年。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非常“热闹”,也让国内媒体工作者认识到跟进气候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2009年开始,国内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去到气候大会一线进行报道,报道关注的方向涵盖了国内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进展、气候变化的影响、企业和公众的气候行动等等。我在从事气候报道之前主要关注能源问题,从能源到气候变化也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是能源转型背后的重要动因。

这十年发生了环境议题无疑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从政策决策者到企业,到公众,都能看到对于气候和环境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以及也在采取切实的行动: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和落实减污降碳、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从企业的层面看,从把环境问题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到真正出台碳中和目标、提出向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目标,这一变化是变革性的。此外,普通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在提升。绿色和平一直致力于推动公众参与多样化的气候行动,并破圈与不同群体共创气候变化影响的内容传播和设计气候行动方案。

FT中文网:您在2014年加入绿色和平,与做环境记者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新的挑战和收获?

袁瑛:在环保组织工作,使命感更紧迫,方向感更明确。从工作方式上来看,也很不一样。记者是基于对当事人和利益相关方的采访,通过文字来传递信息和带来变化。绿色和平的工作更像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找到能够撬动和带来积极改变的支点并搭建桥梁,通过连接、激发和创新,寻找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积极行动带来改变。

FT中文网:您于今年上任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您认为立足中国的视角去行动会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袁瑛:中国无疑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利益方,不仅因为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过去两年,我们目睹了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包括去年“721”河南水灾、华北平原高温以及今年的重庆山火等,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双碳目标的落地和实施,不仅有助于中国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也给国际的多边气候治理进程带来积极影响。

今年是绿色和平在中国大陆开展工作20周年,绿色和平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也一直发挥着积极而独特的贡献,包括气候和能源政策研究、监督和追踪企业气候目标的落地,寻找解决方案落地,以及推动公众广泛参与到多样化、在地化的气候行动中去。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贡献,政府、公众、企业以及社会组织都需要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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