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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Baby Fish”:幼杂鱼危机折射中国近海生态保护挑战 | 绿色和平经典回顾

2022年11月4日
© Greenpeace / Christian Åslund 

四十年前,一幕惊险的国际新闻画面令人至今记忆犹新:一柄鱼叉从捕鲸船上飞出,从绿色和平反对捕鲸人员的头顶上方擦过,刺向波涛里想要逃跑的鲸。1975年发生在美国加州海岸的这惊险一幕正巧被现场媒体抓拍到,也将民间NGO阻止商业捕鲸的惊险一面呈现于公众。

2012年,当27岁的周薇入职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时,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商业捕鲸禁令已生效20多年,但是鲸和各种海洋生物依然面临着多种威胁。总部设在荷兰、全球最大非政府环保组织之一的绿色和平,其海洋保护项目已经从鲸、海豹等单一物种保护转型为保护海洋生态及生物多样性、消除过度和非法捕捞等问题而努力。

尽管自1971年创立之初就关注商业捕鲸和国际海洋生态破坏,绿色和平的北京办公室在2012年才正式组建了本土的海洋项目团队,初始只有三名海洋项目成员。不过,他们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中国近海的过度捕捞现象——中国近海“无鱼可捕”,已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难题。

中国是世界上渔船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海洋捕捞量最大的国家,2015年中国捕捞产量达1300多万吨,年捕捞量比世界排名第二、第三的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合计总和还要多。伴随着强度捕捞以及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严重衰退,许多重要渔场的渔汛基本消失,个体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逐渐被小型的中上层鱼类所替代。

© Greenpeace/李颀拯

2015年下半年,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确立了关注幼杂鱼问题的海洋保护项目,同事们彼此间称它为”Baby Fish”或“小小鱼”项目。这个看似可爱的名字,背后却是海洋生态资源走向殆尽的残酷事实:继传统经济鱼类资源衰退后,渔业捕捞的主要目标逐渐扩展到无食用价值的幼杂鱼。在代之而起的海产养殖中,大量幼杂鱼又成为水产养殖饲料,从而使近海野生鱼类资源陷入不可改变的死循环。

相对于其他环境问题,当时公众对过度捕捞问题的认知度并不高,“BabyFish”项目所关注的幼杂鱼问题更是鲜有人知,但它却是中国近海野生鱼类资源衰退乃至枯竭的重要象征。绿色和平在走访中国近海的渔港时注意到,无论南北,中国沿海的各个码头上都堆满数量可观的幼杂鱼,渔民认为这些“垃圾鱼”没有被人食用的价值,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当做养殖饲料进行出售。周薇与同事试图寻找有关幼杂鱼捕捞的数据,发现中国仅有少量有关幼杂鱼的文献,尚无全国范围的针对幼杂鱼的实地研究。咨询的渔业专家则建议绿色和平开展研究,摸清幼杂鱼的捕捞量和组成等数据,这是中国渔业转型所迫切需要的信息。

© Greenpeace/李颀拯

此时,已经是周薇参与绿色和平海洋项目的第三年。她曾与摄影师走访东海沿岸的渔港渔村,拍摄了《怒海谋生》等记录近海过度捕捞困境的图片故事。同时,绿色和平也积极为渔业管理建言献策,向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交了《中国远洋渔业法律法规梳理分析及建议》、关于《渔业法》修订草案的建议等材料,渔业局也一直高度重视绿色和平反馈的问题和建议,与绿色和平保持着顺畅的沟通关系。“我觉得,要改善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现状,现阶段必须提高对幼杂鱼捕捞的重视程度。以幼杂鱼为切入点,将之作为解开多年过度捕捞症结的突破口。”周薇说。

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为“Baby Fish”制定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它包括到对中国沿海8个主要渔业省份的22个渔港的渔获进行实地取样,还要对渔民进行幼杂鱼问卷调查。周薇成为这个项目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 Greenpeace/李颀拯

2016年下半年,从最为炎热的8月到寒风刺骨的12月,周薇和同事与专家一起,往返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各个渔港间,从北边的辽宁、山东,到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南部的两广和海南。

© Greenpeace/李颀拯

他们穿梭于一艘艘渔船之间,当渔民们将一箱箱渔获搬上码头,他们就会上前查看幼杂鱼所占的比例和物种组成,在征得渔民同意后,从中取出一到三公斤作为样品。这些幼杂鱼中有许多经济鱼类的幼鱼,鲐鱼、鲳鱼、小黄鱼、……这些鱼还未来得及长大,就提前被捕捞上岸,对生态和经济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他们还走访了鱼粉厂、养殖场等幼杂鱼的加工利用场所。在全国最大的鱼粉生产基地山东长岛,他们在冷冻的鱼板里面看到大量有食用价值鱼类的幼鱼,包括带鱼、黄鲫、鲐鱼等。在福建的养殖渔排上,他们看到幼杂鱼被用机器打成鱼浆,投喂给养殖的大黄鱼——由于过度捕捞,野生大黄鱼已经濒临灭绝,市场上的大黄鱼主要来自人工养殖。

每天从渔港回到住处后,周薇和同事会把获取的样品进行分拣,把里面的海藻、垃圾等杂质剔除,然后将样品浸入酒精,和碎冰放在一起冷藏保存。整个调查结束后,从22个港口采集到的80份幼杂鱼样品被寄往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实验室。在那里,专业团队对样品中的所有鱼类进行了仔细的物种鉴定,逐条测量体长,并与资料库中的数据比照,以判断样品是否已经性成熟。

山东烟台,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实地调研。©朱立/Greenpeace

绿色和平在幼杂鱼项目中还招募了20名志愿者共同进行调查,最小年龄的志愿者、烟台小伙子刘闻一前后参加了8次调研,海边出生海边长大的他,渐渐发现海里钓不到什么鱼了,反而有很多垃圾,担心以后更加无法从大海中收获到鱼,他一直想为保护海洋做些什么,他相信这次的调研能带来一份客观的报告,让更多人了解渔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帮助解决。

同时,绿色和平还向渔民发放了关于幼杂鱼捕捞情况的问卷调查。在这一环节,工作人员常常遭遇渔民的漠视,虽然渔民也对调研表示支持,希望改变过度捕捞的现状,但有时候忙于工作,没有耐心回答问题,就要想办法调动渔民兴趣,例如“抽烟社交”,或者通过志愿者的老乡身份寻找共同话题。有些渔港设有渔业合作社,绿色和平就将问卷委托合作社发放和回收,再通过拨打回收问卷上的电话,对结果进行核实。最后,有926份有效的渔民问卷得以回收。

为了了解幼杂鱼在水产养殖端的使用情况,绿色和平还委托了上海海洋大学的专家团队开展研究,分析水产养殖对野生资源的消耗量、主要的投喂物种、投入产出效率等问题。

2017年7月31日,第一批渔船即将结束伏季休渔出海捕捞之际,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对外发布了幼杂鱼报告,这份由实地调查结合文献数据和统计资料形成的报告长达68页,披露的结果和数字触目惊心:   

◎中国近海渔获物中30%为体型过小、种类太杂而无法食用的“幼杂鱼”,每年的总重量接近400万吨,超过日本全国一年的海洋捕捞产量;

◎拖网渔船(捕捞量占全国总产量近一半)的渔获物中约50%为幼杂鱼,重量超过300万吨;

◎样品的218个物种中有96种可食用经济鱼类,这其中75%为尚未发育成熟的幼鱼。

养殖 1 公斤大黄鱼需消耗 7.15 公斤幼杂鱼。图中央为 3 条大黄鱼,周围环绕的是 4000 多条幼杂鱼。图中的大黄鱼、幼杂鱼均来自实地采样。所有的鱼虾个体大小按照真实比例缩放。@Stefen Chow/ 绿色和平

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专门针对幼杂鱼捕捞的实地调查。在这份报告中,绿色和平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限制幼杂鱼捕捞,是解决中国“近海无鱼”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如果没有被提前捕捞,幼杂鱼的经济价值往往可以增加数十倍甚至百倍。幼杂鱼的大量捕捞虽然短期内能增加产量和收入,但长期来看却损害了海洋的食物链基础、透支了食用经济鱼类的经济社会价值、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

绿色和平不仅通过调查揭露问题,还基于事实和分析结果向政府提出了建议:      

◎有关部门应将幼杂鱼保护作为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突破口,减少幼杂鱼捕捞,加强基础捕捞数据的统计和收集,强化渔具渔法、网目尺寸等规定的制定和实施,建立更多的海洋保护区;     

◎进一步统一沿海各省在幼鱼保护方面的相关政策,在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抓落实,实现各省执法力度和行动上的相对统一;     

◎设立更为严格的水产养殖生态可持续性要求,进一步完善水产饲料投喂标准并推广配合饲料的使用。

幼杂鱼报告公布后,引起广泛关注,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许多中国渔业研究人员主动联系绿色和平进一步了解幼杂鱼捕捞信息。渔业局也与绿色和平进行了深度沟通。水产研究院所的专家告知绿色和平,报告内容得到决策部门高度重视,对于中国渔业资源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绿色和平和其他关注幼杂鱼、关注中国近海渔业的个人及机构共同努力下,近海过度捕捞问题逐步得到关注和重视,管理措施不断完善,渔业转型实践不断增加。

© Greenpeace/李颀拯

2018年2月,原农业部发布《关于实施带鱼等15种重要经济鱼类最小可捕标准及幼鱼比例管理规定》,对单航次渔获物中经济鱼类幼鱼重量比例进行了规定,违者将予以处罚。

又一年后,国家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实施配合饲料替代冰鲜幼杂鱼行动,严格限制冰鲜杂鱼等直接投喂。

2020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并表明“实施重要经济鱼类最小可捕标准及幼鱼比例管理,推动配合饲料替代野生幼杂鱼”,“严格限制冰鲜杂鱼等直接投喂”依然是重要的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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