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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人类学报告带给潮汕小镇的改变 | 绿色和平经典回顾

2022年9月23日
© Greenpeace / Natalie Behring

那是2002年国庆节后,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组刚入职不久的青年调研员赖芸,第一次踏足广东潮汕地区的小镇贵屿。这个在江西县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感到震惊:人竟然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时间过去了20年,赖芸仍然能清楚地记得拿到汕头医院体检结果的心情——81.8%参加体检的当地儿童存在血铅含量超标。

贵屿,作为广东潮汕地区一座地势低洼的小镇,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略显陌生。然而,这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经形成了回收、拆解、加工、销售的电子洋垃圾完整产业链,并吸引来全国各地数十万的“淘金者”。当全球70%的电子垃圾在中国找到了这个小小的出口,长年贫困的贵屿人也仿佛找到了自己的致富之道——然而,它的代价是每年来自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数百吨电子垃圾倾倒在此,并伴随着当地生态严重恶化。

© Greenpeace / Natalie Behring

2002年,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正式来到这里调研。我们的同事很快发现,由于对待电子洋垃圾处理手段的极为原始——通过焚烧、破碎、倾倒、浓酸提取贵重金属、废液直接排放等方法处理,贵屿的河水是黑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臭味,土壤则重金属严重超标。经由国内主流媒体报道后,通过拆解电子垃圾富裕起来的贵屿得到了一个苦涩的称呼:全世界最毒的地方

与这个称号一起流传的,还有特殊的“贵屿味道”。时任项目调研员赖芸在工作几天后,已经可以熟练地仅凭味道就知道自己进入贵屿地界了。“穿了一天的衣服,洗过之后,仍然能闻到那股呛人的臭味儿”。这种味道,来自电路板树脂基材遇高温产生的烟尘和刺激性气体,也有酸洗电路板上的贵金属时强酸泛出的酸性气体,还有焚烧无法利用的电子垃圾和废旧塑料时产生的浓烟。

在一次次实地出差的过程中,时任项目调查员赖芸发现,贵屿拆解工人的孩子们,总是在堆满了拆解废物的垃圾山里寻找玩具,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他为此深感不安。

2004年,为了解和评估长期暴露在电子垃圾重金属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风险,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与汕头大学医学院一起对当地160多名儿童进行了健康体检,结果发现81.8%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几年后,汕头大学另一项跟进性医学研究表明,贵屿当地儿童和新生儿生物样本中,铅、镉、铬、锰等重金属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人群。

© Greenpeace / Natalie Behring

其实在千禧年之初,绿色和平与非政府组织“巴塞尔行动网路”(BAN)已经关注到全球电子垃圾正在向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赖芸自加入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后,主要负责“中国化学品污染防治”项目。随着实地调研的深入展开,赖芸不止关注潮汕小镇贵屿的污染问题,更把重点放在电子垃圾的国际跨境转移和管理层面。

那时,废弃电子垃圾中的有毒重金属与化学物质正在造成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2009年之前的几年,全球电子垃圾数量升幅惊人,每年各地生产的废料达到20,000,000至50,000,000吨。到2003年,仅仅在中国每年就有447万台PC被废弃。

发达国家的电子垃圾被大量丢弃到亚洲来,中国又成为最主要的输入地。这些电子垃圾经由广州、深圳和南海等地中转,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汕头市潮南区贵屿镇。

当多番媒体报道将“电子垃圾之都”的严重污染送上舆论浪尖的时候,赖芸和项目成员们开始思索一件事:一轮轮由舆论引发的运动式整治,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贵屿的问题。

© Greenpeace / Natalie Behring

2003年8月份,绿色和平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十多名师生,对贵屿本地居民和外地务工人员各进行了30人次的访谈,撰写发布了长达10万字的调研报告。与之前的媒体报道不同,《汕头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人类学调查报告》对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生产与组织形式、未来走向及本地人与外来工的生活形态首次进行了剖析。

这份调研报告在观察贵屿环境污染的同时,将这一区域的畸型发展放到其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它看到贵屿现在的富裕与过去的贫穷,本地人对电子垃圾获利的无法割舍和对环境污染的无可奈何;它看到本地人与外地人对立又无法分开的关系,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工都同时遭受肾结石和呼吸道疾病的侵害;它看到政府多次重点整顿与80%的当地家庭生存之间的矛盾,看到电子垃圾的必然增长和拆解业亟待技术升级的顺向关系。

这份10万字的人类学报告很快得到国内外媒体的详细报道和深入讨论,更多学者参与到贵屿的公共卫生和产业转移等讨论之中,所产生的影响大大超出了赖芸和绿色和平的最初预想。

后来,贵屿当地一位前官员告诉赖芸,“没想到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绿色和平会如此设身处地考虑电子垃圾拆解业与贵屿人的关系,从建设性的角度思考贵屿出路”。

在2002年到2007年间,绿色和平一直牵挂着这座被全球电子垃圾围困的潮汕小镇。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赖芸往返贵屿上百次。

显然,“贵屿味道”并非绿色和平看待电子垃圾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电子垃圾问题的终端,绿色和平的目光已经转向污染的源头——全球最大的十几家电子企业。绿色和平认为,一个负责任的电子企业要为它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负责,包括产品的废弃阶段。

© Greenpeace / Yan Tu

另一方面,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电子垃圾管理制度和回收利用体系,甚至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企业。

更重要的是整个电子产品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从2006年至2012年,绿色和平持续发布《绿色电子产品排行榜》,顶住了来自惠普、苹果,戴尔,松下等企业的公关压力,坚持客观中立的原则,公布各家科技企业产品生产链的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情况。历年发布的《绿色电子产品排行榜》,一度被媒体认为是绿色和平最成功的行业监督与倡导型项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电子垃圾的立法工作也一直稳步推进。2006年2月,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发布《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2009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终于将洋垃圾堵在了国门之外。

图源:绿色和平

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贵屿镇逐步摆脱了“低端全球化”的经济模式,环境治理倒逼产业升级。2013年,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启动建设,距离赖芸第一次出差已过去十年。2015年底产业园正式建成,29家拆解公司进驻园区生产,到2019年,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已成为广东省循环化改造试点单位、“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为全省乃至全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样本。

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大地女神”第四期国际联合行动总结会上,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在视频致辞中特别提到:“一度是世界电子垃圾倾倒场的贵屿镇,在中国实施一系列相关举措之后发生蜕变,其坏名声早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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