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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下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 | 绿色和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1年8月11日

从河南暴雨到西伯利亚山火,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气候变化的常态特征,全球气候治理迫在眉睫。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各国的共同利益,也为国家间多边外交合作提供重要契机。在风云变幻的新型国际形势下,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与合作面临着更多的危与机。其中,国内能源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能否在全球碳减排行动中及时抓住先机。自2020年以来,中国不仅做出“双碳”目标的气候承诺,也明确表态“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表明了中国能源电力的低碳转型在碳减排问题上的抓手地位。

与此同时,能源转型也正在对全球地缘格局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能源资源的分布、低碳技术的革新、绿色金融贸易政策与规则制定以及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等都将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落实“双碳”目标的国内路径建设,特别是能源电力行业的路径选择不仅将为全球低碳转型树立“中国范本”,推动气候治理的双多边合作,也将加速稳定互利的国际合作体系的形成,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供参考。

为积极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下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2021年7月30日,由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中华环保联合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主题为“全球净零排放下的多边对话——实现双碳愿景的发力点探索”的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在北京顺利举行。会议旨在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探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意义和路径,在国际共同治理中担任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推动能源电力等领域的低碳转型来展现大国担当。

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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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分别为大会做了开幕致辞。Image

从左至右依次为: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李丹青在开场主持时提到:“作为一个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与实施,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实现能源、经济结构的深度低碳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全面低碳变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如何推动多边对话、保证气候治理进程不受到阻碍,是各方都很关注的问题。”

詹妮弗·摩根总干事和陈东晓院长以视频形式,分别从国际和国内的视角对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下备受关注的能源电力产业提出期待。“随着气候政策在全球议题中优先级的不断提升,它已成为关乎经济和外交的关键问题。外交政策专家需要认识到气候问题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同样,外交政策视角也可以为气候专家更好地推进气候议程提供思路。这种跨部门的对话是今天会议的重点。我期待中国可以在COP26之前提出停止公众资金支持国内外新建煤电项目的承诺,这也是中国对世界、对更健康、更绿色、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的承诺。”詹妮弗·摩根如是说道。

陈东晓也提出:“我们都认识到,通过加速国内退煤脱碳进程、实现电力行业尽早达峰,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经济竞争力。我们要充分认识全球气候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战略机遇,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蒋莉萍副院长则从能源产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强调能源产业是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抓手。她提到,当前全球以煤、油、气化石能源为主(特别是我国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现实格局,客观上意味着能源领域必然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转型的“主战场”。她同时强调,“高质量的能源低碳转型”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必须要有相应的行业发展生态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并形成全新的行业发展和利益格局。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既包括新型物理系统(技术层面)的构建,也包括新型行业生态格局(行业管理、政策、市场)的构建——事关各类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在场、到场。

主旨发言

主旨发言部分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秘书长杨易担任主持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鲁刚、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涂建军为研讨会做了主旨发言。

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秘书长杨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会上表示,在全球未有之大变局下,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崛起,其主要影响就是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和新的全球治理的出现。在主旨发言中,金灿荣总结梳理了中国作为新型国际格局的最大推动者将面临的五大外交挑战,他认为气候变化和国际责任是化解矛盾的切入点。“像美国、欧洲很重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可以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益,借助气候变化提升中国的产业,对产业升级很好,也对环境好。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我们有必要这样做,这是国际合作的需要,也是内部发展的需要。第二,中国有条件这样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第三就是有决心。从习主席最近一系列讲话看中国有决心,有了决心就会有政策,下面就是实践。”

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总结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三个特征,他指出气候变化讨论的背后是核心发展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新一轮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能源话题背后又是大量的产业,比如电力、钢铁、水泥等。同时柴主任看到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已经“破圈”,不仅仅是科学家、政治家,经济领域的决策者也都在关注这个话题,他分享说“最近周小川行长、易纲行长的不少讲话都是跟碳中和、碳达峰相关。高碳资产在未来因为政策力度提升、技术进步、消费偏好变化,非常有可能出现估值和回报率的下降,甚至很可能会形成金融机构的坏账,规模如果较大就会促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中国如何更好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问题上,柴麒敏给出四点建议:“第一,从国家外交大局出发,避免战略误判,保持与美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敦促美国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第二,加强与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第三,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研究和变化认识,特别是处理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第四,在引领全球气候领域国际合作方面,注重规则制定,加强重要议事平台中气候议题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调动非国家主体的积极性,与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多元参与主体(包括城市、NGO、智库、企业等)开展广泛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在点评中指出,大国地位和全球气候治理结合起来就是未来大国间的竞合关系,而这种复合的新型国际关系可能对未来气候治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未来的新型国际格局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大国之间(面对全球气候治理议题)需要共识。“中国有巨大的产业优势,但在国际制度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较弱。因此,大国关系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未来大国地位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实这恰恰取决于我们自己。当下我们应该推动气候治理,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更多地强调经济、生产、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发挥我国在产业方面的优势,以对接复合的新型国际关系。

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和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鲁刚、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涂建军、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合作处处长李霞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认为中国碳中和势必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带动就业,推动技术发展。同时,他强调化石能源碳或者“气候灾难性碳”的归零和清零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生物(包括植物)的生老病死和枯枝落叶是自然规律,寄希望于碳捕集与封存(CCS)、碳汇等方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碳的问题的。”

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鲁刚以碳中和框架下的主要发力点——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为题做主旨发言。鲁刚表示:“从减排路径来看,考虑到成本投入和技术革新的时间,电力部门(不算供热的部分)应该在2028年左右实现碳达峰,2050年前后深度低碳,2060年实现零碳。”在展望中国“双碳”目标和未来国际秩序时,鲁刚提出:“治理就是秩序。第一,治理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传统大国之间的竞争秩序。第二,能源秩序,新能源的发展不仅会改变油气资源为基础的地缘政治,而且是推动解决各国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保障。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会影响各国在能源电力行业的地位。第三,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意味着人类文明新阶段。文明本身也是一种秩序。所以中国以能源绿色发展,引领社会经济绿色发展,助力可持续发展,实现多元化战略目标,有利于秩序的建立。”

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涂建军从全球经济实力变迁的角度,对全球气候治理进行解读,他表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说气候治理,但气候政策实际落实的力度与巴黎协定目标落差巨大,即使把净零排放承诺加上,现在还是实现不了的巴黎协定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虽然从历史责任的维度来讲,碳排放第一大国依然是美国,累计占比25%,中国占比只有14%,2030年前中国肯定难以像OECD国家那样直接承诺气候中性。但是再过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会有更多的超级大国心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全球净零排放承诺必将势不可当。”关于非政府层面的参与和作用,涂建军提到:“现在我们说的气候治理是多层次的治理,包括国家、地方、还有国际社会,也包括NGO、商界等利益攸关方,这种现状一方面理论上确实可以使得气候治理落实不断精准,但在实践中需要避免碎片化的倾向。”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合作处处长李霞作为点评嘉宾对主题分享进行点评。

圆桌讨论

在圆桌对话环节,部分与会专家以及绿色和平资深全球政策顾问李硕围绕中国电力部门的低碳转型对“双碳”目标落实和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作为圆桌主持。

从左至右依次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涂建军、绿色和平资深全球政策顾问李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

就气候治理能否改善中美关系的话题,金灿荣表示:“中美关系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现在是竞争为主,其他方面是补充性。中美要保持对话,尽量合作。由于我国还处于能源消耗量很大的工业化中期,这个时候提前定目标、控制碳排放,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有难度的,但却必须为之。应对气候变化既是为了改善中美与中欧的关系,同时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需要,和中国老百姓的需要。气候变化问题应该是目前与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主要合作点,虽然很困难,但是各方面还是有主观意愿的。”

于宏源补充道:“中美关系好不好和中美能不能在气候方面进行合作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中美能不能合作和中美对于全球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是不同的事,大国绿色竞争会推动产生更大的技术革命,但前提是善意的竞争,不是战略互损。”

关于中国气候变化行动和电力低碳转型中有哪些机遇和挑战的话题,蒋莉萍指出:“下一步我们在能源转型的问题上,尤其在未来电力发展的问题上,怎么把能源三角处理好是我们现在在思考的问题。”她表示,从能源技术经济的角度思考低碳能源转型,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代价。如何以更低的资源代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长远发展;第二,成本。将转型发展的目标以及环保方面的要求作为成本的边界条件,并从规划安排角度,实现对老百姓的能源电力供应成本尽可能最低;第三,效益。能源电力行业在转型期成本会上升,但是成本上升和我们规避掉外部环境影响带来的更大的代价损失之间是存在收益的。

涂建军补充道:“我们现在因为整个煤炭产业链无论从生产、运输、消费,还是管理体制,依旧是按照供应侧管理体制设置的,所以很多发力点就是朝着那个方向使劲。但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市场化的机制里面,生产其实是由需求来决定的,这点非常重要。”

就未来中国气候行动如何应对国际社会期望的问题,李硕表示:“目前中国肩负着两个期望,一个是国内跟国际煤电要有动作,国际不要支持煤电,国内煤电缓建,煤电消费慢慢下降。另一个是在2025年之前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他补充道,“如果我们在国内和海外削减对煤电项目的公共资金支持方面在今年年底做出一些行动,无论是从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有助于给国际社会一个积极的反馈。如果大家注意到G20最近的情况,这个问题就是今年年底G20在气候议题中要讨论的,在这个问题方面中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总结致辞

左: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国际能源论坛原秘书长孙贤胜

右: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李雁

会议最后,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国际能源论坛原秘书长孙贤胜和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李雁为大会做了总结致辞。作为全球最大的非盈利性环保组织之一,李雁在总结中强调,“非政府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两点,第一是凝聚共识,形成共识。第二是无论NGO还是智库,大家都可以进一步形成更多的对话渠道,通过增信释疑的努力,打破多元多边治理下的更多壁垒。以绿色和平为例的非政府主体,接下来要做的是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只是在国别内部的,更应该是跨越国别、跨越圈层、跨越国界。”

本次研讨会为绿色和平国内低碳发展政策研究项目组『全球气候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第一次研讨会。绿色和平将继续以国内低碳能源转型为出发点,为国际关系和能源领域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搭建沟通桥梁,关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低碳发展的最新动向,推动多边对话,确保气候治理进程的有效推进。


关于绿色和平『国内低碳发展政策研究』项目

国内低碳发展政策研究项目由绿色和平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合作开展,聚焦国内能源电力行业的低碳发展,旨在通过政策和专题研究、专家研讨等形式,推动国内低碳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加强利益相关方对低碳发展、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认知和讨论,搭建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平台。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项目持续关注国内低碳发展的方向和速度,解决低碳发展中面临的技术、经济和政策机制问题,加速产业和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煤电装机和煤炭消费尽早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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