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0日,北京 ——在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的支持下,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于10月15日邀请高校学者、传媒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人员,在北京举办了名为“打开极端天气事件的黑匣子——气候变化风险与公众认知传播工作坊”的线下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国家气候中心、中国农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中国天气网、澎湃新闻、字节跳动等媒体的传播从业者,活跃在B站、知乎等平台上的自媒体达人,以及为年轻人提供活动平台的社会创新企业,结合自身的研究背景和专业特长,与10位来自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参会者,共同探讨了全球气候风险及其对城市发展和居民健康造成的影响及应对方案,以及如何提升公众对气候风险与城市健康议题的科学性认知,推动公众参与气候行动等话题。
更脆弱的全球气候,需要更坚强的我们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民促会)秘书长王香奕女士在致辞中表示:从2018年起,民促会已经与绿色和平在海洋、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多个议题上开展合作。接下来在短暂而紧凑的一天时间里,我们将通过专家对话、圆桌讨论、案例分享和模拟演练等形式,从自然科学、城市管理、公共健康、大众传播、环境公益等多个角度,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城市风险,以及如何通过传播,提升公众认知和行动的话题。
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李雁女士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虽然疫情把大家困在家里,但气候变化的步伐并未停止,北极海冰加速消融,全球各地山火肆虐,以及今夏中国南方的洪涝灾害,越来越频发的极端天气依然在不断给我们释放气候变化的警讯。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会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和节奏。在接下来是否能做到低碳的、更有韧性的、和对自然负责的复苏,是中国实现2030达峰目标和2060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时点。也希望参与此次工作坊的媒体和自媒体伙伴,可以把这些话题带给更多的公众,能有更多人真正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去。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袁瑛介绍了工作坊筹备背后的思路:温室效应、碳中和、碳排达峰、能源转型……这些词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特别宏大和技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不太确定这些议题能否引起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共鸣。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工作坊帮助大家跳出框架跳出思路的认知。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单个极端天气带来的直接损失,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我们应对也应该是系统性的。
回到气候传播,也需要呼应到系统性的视角,把气候风险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个视角带入到公众和媒体主流的话语讨论中去。同样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更多元化,更多层次的公众行动新范式。
应对气候变化,减排工作和适应行动同样重要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任国玉与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许吟隆讨论了“我们离下一场气候灾难有多远”这个话题,在对谈中深入浅出地论证了,洪涝灾害等极端事件越来越常见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活动加剧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升高、温室效应不断加强,导致气候变率的振幅更大,波峰和波谷的极值也更大了。两位专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减排工作和适应行动同样重要。
提问环节:什么是极端天气事件?在气候变化不断加速的情境下,极端天气事件的概率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做气候变化研究的时候常常用到一个词是气候变化归因。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科学描述解读它和气候变化的相关性?极端事件以及气候变化会带来哪些系统性的影响和风险呢?
任国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一种罕见的、小概率的天气、气候现象或过程。它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与这个区域或者和历史上的平均气候态相比是罕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长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我们根据气候观测网络资料分析,可以看到在过去60年,暴雨或短历时强降雨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所增多,尤其是最近的30年。
气候变化归因是一个专有名词,通常把过去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包括气候要素平均值的变化、极端值的变化、以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率的变化等,归结为不同的外部驱动因素,看看每一种外部驱动因素的相对贡献各有多大,这就是归因。目前,科学界认识到的外部驱动因素包括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气溶胶浓度变化,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等。气候变化归因需要使用模式计算的资料和实际观测的资料,运用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把这几种外强迫因素各自的贡献有多大计算出来。
现在做得比较多的是针对较大区域或全球范围长时间地面气温序列趋势的归因,比如说全球或中国地表平均温度在过去100年不断变暖,归因分析就是看看大气中温室气体的贡献多大,火山喷发的贡献多大,太阳辐射贡献多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归因最近做的也比较多,一般是把它发生的频率变化趋势进行归因,或者把某一特定事件发生概率的增加与不同外强迫因素作用联系起来。比如说高温热浪的频率过去60年增加了,这个增加在多大程度上是温室气体造成的,多大是火山造成的或太阳活动引起的。
许吟隆:一个整体的结论是,目前,绝大部分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加强是和气候变暖的趋势相关的,由于温室效应增强引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果没有温室气体照样会发生,但是它的不断加强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升高、温室效应不断增强引起的。
极端天气事件对我们的危害、或者说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四个层次,第一,是以气候整体变暖为特征的平均趋势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体现在长期的影响上,比如说它引起干旱不断加剧,是一点点逐渐地加剧的;第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不断地加剧,它的危害越来越显著;第三,由于气候整体的变暖,由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加剧导致一系列生态后果,例如传染病、疟疾和蝗虫等等;第四,就是它的社会经济后果,它的影响更加深远。
目前我们说的应对气候变化,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减缓,一个是适应。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知识,目前科普的还不错。但是,单靠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话,是远远不够。还需要关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适应。单纯地靠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如果没有适应做基础做支撑的话是不稳固的,这样得到的减排成果就相当于沙滩上盖楼。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烧了半年,烧掉了全球116个国家一年的减排的成果。如果说在森林防火上我们适应气候变化做一些工作,就不会这么糟糕。
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决策单元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公共健康的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需要密切关注的议题。而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风险却没有在公共领域得到充分的讨论。在本次工作坊中,来自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蔡闻佳副教授,作为《柳叶刀2030倒计时》报告中国版的课题组主要牵头作者,分享了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易敏感人群和易敏感地区,并呼吁媒体更多地关注这一议题,从而帮助公众更多的了解和重视气候变化对健康造成影响这一“灰犀牛事件”。
蔡闻佳:城市是应对气候一个基本的决策单元,中国人口最多的前50个城市就可以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有4亿多的人都聚集在前50的城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的风险控制住了,对中国人的福利健康甚至对社会经济发展都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对于媒体报道来说,如果把气候风险转化为健康风险,可以非常好地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行动力,支持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善。
气候变化的风险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热浪、洪涝灾害、空气污染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都在加剧居民的健康风险。例如高温热浪的天数和频次的上升,将导致中暑、心脑血管疾病甚至传染病风险的增加。特别是对老年人、孕产妇等脆弱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我希望大家记住两个数字,两个10%和一个7%。一个10%是老年人在高温热浪天的死亡概率比非热浪天要高10%,第二个10%,孕妇孕期最后4周发生早产的风险率上升10%。对于普通人来说热浪也会增加普通人的死亡风险,是7%。
总的来说,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风险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所以我们需要因地制宜研究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平缓变化的。你去年没有感觉到、突然今年就冒出来一个事情,所以它的极端性、不可预测性是一个基本特点。气候变化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因此增强民众和决策者对于这件事情的认识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媒体和NGO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是差异化,需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
来自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李迪华副教授,与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郑艳,也从城市规划与气候变化适应、以及气候变化与社会福利的角度,用圆桌的方式探讨了在气候风险下,城市如何保持健康。
提问环节:请问城市面对气候风险更加脆弱么?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是什么领域? 海绵城市是一个好的应对案例吗?我们在媒体中经常有看到说这么多的城市去做了海绵城市规划,为什么这些城市还是年年“看海”?
郑艳:我们不能在不同的场景下去比较不同区域或者人群的脆弱性。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很大。当我们说脆弱的时候,它是指面对冲击或者不利的状况的易损性,它容易受到不利影响的程度性质。当我们说某个区域更脆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同样的情况下去比较。
气候变化的影响中,我最为关注的是社会福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就是为了回归到人的福利,但是人的福利又离不开自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健康是最最根本的福利。
李迪华:刚刚蔡老师传达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气候变化的风险是针对每个人的。但是怎么样对每个人把这种风险讲明白讲清楚,目前我们的工作是做的不够的。我们总是认为气候变化就是政府的事情,基本上跟老百姓没有多少的关系,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告诉每一个老百姓,你的生活会怎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你的公司要为怎么服务气候变化的做出改进。
从城市适应来看,我们需要更加因地制宜的韧性方案。第一,中国是大陆季风气候国家,我们的气候特征就是夏季多暴雨、多强暴雨,“看海”是自然的常态,这是自然界决定的。第二,城市“看海”是因为我们的城市选址错误。我们认为人类的工程可以控制住洪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犯了选择性的错误。第三,海绵城市建设大概在20年前就有大量的英文文献,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海绵城市措施能够降低或舒缓城市的热岛效应,也能够减少内涝的风险。然而,通常把海绵城市建设理解为单纯的提高绿地率或改造硬化河道,这是不对的。一定不要脱离中国的自然条件来讨论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否则就可能会在凭着我们自己的美好想象建设城市时制造各种问题。
此外,作为一个复杂、专业的科学议题,如何转化成更接地气、更容易理解的信息?中国天气网和澎湃新闻作为专业媒体的代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以及以科普短视频创作者和知识分享创作者为代表的自媒体人,在现场各自分享了用如何用可视化和更新鲜有趣的方式,更好地向公众普及气候风险知识,倡导公众意识提升和参与。
在工作坊的最后一个环节,与会的媒体和NGO伙伴,还通过分组模拟演练的方式,亲自体验了在面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时候,具备一定传播能力和社会组织经验的“灾害应急小分队”,可以发挥怎样的特长和作用,帮助社会消除流言谣言、对接赈灾物资和受灾群众的工作。
据本次活动统筹者介绍,绿色和平在华工作18年来,一直非常重视中国的环境报道工作。2018年机构内部启动“中国环境故事网络”,致力于链接学术界、传媒界,与一线环境工作者的沟通无碍与彼此赋能,并先后邀请了超过300人次的媒体记者与环境NGO人士参与系列环境热点事件的线下研讨和交流。
由于疫情管理,本次线下工作坊只定向邀请了一部分北京地区的媒体和环境工作者参与。为了助力气候科普议题的“破圈”,主办方特别邀请到NGO组织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同步在腾讯会议和哔哩哔哩网站双平台进行了网络直播。
媒体联络:
蔡元慧,绿色和平资深传播主任 ,cai.yuanhui@greenpeac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