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7日至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190多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团到场，就下一阶段的全球气候保护展开协商、博弈。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冬季寒冷的北欧都市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通常仅为部长级别的联合国气候会议，这次却有100多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出席。级别之高，在联合国外交史上都属罕见。除了参会的各国代表团，哥本哈根大会还吸引了世界各地政界、商界、学界、演艺圈、非政府组织、记者等人士前来。共有5万多人直接参加了本次大会，还有几万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环保主义者聚集到哥本哈根。
这也是为什么，当13天的大会最终以短短不到3页纸，缺乏实质内容且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草草收场时，失望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城市。有环保组织形象的比喻，会议结束后，哥本哈根成了“气候犯罪现场”，男男女女的“嫌犯”们都匆忙赶往机场，仓皇离境。
盘点各方在哥本哈根的得失，最大的输家是无疑是地球。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生活在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态脆弱地区的人群。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但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为推动哥本哈根大会取得理想成果，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哥本哈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场国际环境议题的大会，它体现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国际政治力量发生的重大改变。分析中国在哥本哈根的输赢，应当从发达国家减排承诺、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和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这三个方面来看。
发达国家减排承诺
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排放量受限的前提下，发达国家继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势必会进一步挤占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从而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没有发达国家强有力的减排承诺，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会是输家。
大会最终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认可了联合国气候专家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关于须将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科学推荐，并同意以此作为全球减排努力的目标参考。但《协议》并没有对发达国家的总体减排目标做出规定，仅在《协议》最后附件中有个列表，要求各个发达国家在2010年1月底之前，将其2020年的量化减排目标上报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
与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相比，这种各国自愿上报的形式是个严重的倒退。联合国多边气候谈判的最主要特点便是基于科学要求来分配减排任务，从而能最终确保各国努力的总和可以使全人类免受气候变化最严峻的后果。任由各个国家凭借自己的气候良心来决定减排目标，其结果必定是不尽如人意的。
根据IPCC的研究结果，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 摄氏度之内，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到2020年必须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5~40%。但不幸的是，截至哥本哈根大会闭幕，各个发达国家公布的自身减排目标总合约为1990年水平的12~19%。基于目前的哥本哈根结果，发达国家只愿意确保12%的减排量，而把目标提升与否作为以后谈判的筹码。
其中，对气候变化问题应承担最大责任的美国，在国际行动中却始终扮演着最不负责任的角色。布什在位期间，将美国撤出《京都议定书》，并在国际行动中完全不作为。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推动国内气候立法。目前的减排目标仅为1990年水平的4%，而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还取决于其国内立法能否顺利通过。之前各方都期待奥巴马总统运用其总统职权，将美国的减排目标稍作提升，至少向全世界展示一下总统个人在气候问题上的诚意。但最终，奥巴马千里迢迢来到哥本哈根，却只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失望。
在气候问题上相对积极的欧盟承诺的减排目标是20%。尽管几个大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和英国都明确表示希望推动欧盟将目标提高到30%，但最后还是没有能在欧盟内部形成共识。值得提起的是，当时签署《京都议定书》的15个欧盟国家中有10个至今没有完成他们2008~2012年的目标。另外，加拿大和日本也已不可能实现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承诺。
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
虽然与之前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哥本哈根协议》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方面还是稍有突破的。
在短期资金方面，发达国家承诺在三年间（2010~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资金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并要求这300亿美元必须是新的、额外的资源。在长期资金方面，发达国家同意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过，《协议》没有就长期资金的具体来源及各个发达国家的分摊比例做出明确规定，所用语言也是比较弱的“筹集”，而非“承诺”。最终1000亿美元成为空头支票也是有可能的。在技术方面，《协议》同意成立“技术机制”来加速技术发展和转让，但未就“技术机制”的细节问题进行展开。虽然还有很多漏洞，不过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毕竟还是这次会议取得的有限成果。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大多数发达国家非常忌惮这部分气候资金中有多少会流向中国。大会一开始，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就公开表示，资金只会提供给最穷的国家。国务卿希拉里第二周到会时，更是大打“资金牌”，将中国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并保证执行透明作为美国向最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资金的前提条件，意图挑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方也予以反击，表示资金虽然可以优先用于最困难的国家，但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方面给予资助是在履行其“法律义务”，而不是在做“慈善事业”，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资格获得气候资金。
最后的《协议》中指出，气候资金应该优先用于受影响最大的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国家。虽然中国最终能在原本就有限的资金支持中获得相当份额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赢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宝贵信任，应该算是不输不赢。
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
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排放量也迅速增加。虽然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还相对较低，但中国的年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发达国家不断逃避其减排义务，并试图将其责任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进行捆绑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也必须确保这种转嫁尝试不会成功。
在哥本哈根，责任分摊的较量主要体现在关于长期减排责任的讨论中。IPCC报告中指出，为拯救气候，全球CO2排放量到2050年要减少50%以上。这是气候科学向全世界各国发出的警告，本毋庸置疑。但对不同的国家，含义很不一样。对于很多发达国家，这个目标是逃避其“率先大幅度”减排责任的救命稻草，他们希望以此促使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起更多减排责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长期目标固然重要，但中期目标更为关键。哥本哈根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可以接受在2050年将全球碳排放量减半的目标，但条件是发达国家必须承诺到2020年减排40%，并同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但对于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不发达国家，2050年目标直接关乎国家的受害程度。对于小岛国来说，这甚至关系到他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他们也希望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能做出让步。
长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大会上最艰难的讨论。由于各方无法就此达成共识，最后出台的《协议》中没有包括具体的2050年减排数字，这也是最后结果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
哥本哈根这一轮，中国保住了国家立场、维护了自身发展权，可以称得上是赢家。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乃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兼顾发展和气候保护这两方面的艰巨使命。包括气候谈判在内的国际谈判的本质永远是强权政治。但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竞争力将很快以其低碳发展的能力来重新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