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出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众人的焦点自然是经济问题。但在奥巴马上任后的两国政府的首次高层对话中，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同样值得我 们关注和寄以厚望。两国如果可以通过这次对话，为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铺下扎实的基础，那么无论对地球的环境或中国的发展，其长远意义甚至比经济上的合作更重要。
气候变化是地球和人类当前面对的最大危机，已经是不可置疑的事实。气候变化不单是环境危机，更是人类社会和文明面临的最大危机。新年伊始，中国北方上亿亩农田受旱，北京的无雨天数突破了30年以来的记录，美国部分地区遭遇30年来最严重的冰雪灾害。如果再不采取及时和有力的措施，极端气候现象将变得更严重和发生地更频繁。科学界的同识是人类必须在未来几年大幅度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球的气候将变得不可控制，带来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人类能否避免气候变化的梦魇，很大程度将取决于今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气候谈判会议，而哥本哈根会议的成败又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立场。
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计算，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占了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8 年，美国的布什政府坚拒签署《京都议定书》，并借口中国不承诺减排的话，美国也不会承诺。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应该会重新回到国际气候谈判，问题只是美国在减排的承诺上会走得有多快和有多远。美国重回气候谈判，将有可能对政府间的谈判形势带来逆转，中国也将因此受到更大的国际压力。
中国将如何“接招”？这或许将在希拉里的访华中初露端倪。陪同希拉里访华的美国气候变化特使Todd Stern表示，此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展一种有力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以建立依靠清洁能源的经济，使全球气候变化的速度慢下来”。而且，美、中“需要放弃互相指责，集中力量来共同谋求问题的有效解决。”这可以说是美国政府为希拉里与中国的气候对话而释放的善意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两天后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增加能源效率有着共同的利益，应该加强彼此的合作。两国在气候和能源问题上已经开始展开良性的“乒乓”。我们有理由期待希拉里访华可以进一步推进两国在此领域中的合作。
不过，中、美如果要在国际间的气候谈判中收窄分歧，还是有很多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对中国来说，其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发展中国家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与到控制排放增长的承诺，与此相应对的是发达国家将会同意给予何种的技术转让和财政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达成控制排放的目标。
气候谈判对中国固然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机遇：中国在答应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更大的努力的同时，也可以争取发达国家在财政和技术上给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帮助，加快中国优化能源结构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步伐。正在起草的《能源法》确认了“国家积极优化能源结构，鼓励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利用，推进替代能源发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国是否可以根据本身的能源战略目标，考虑承诺在某些高排放的行业（如电力行业）作控制排放的目标，并换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呢？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并没有在发展新能源的面前却步。刚刚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是“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的重要部分，计划用3年促使美国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一倍，并提高四分之三联邦政府建筑及200万家庭的能效。另外，这一领域的革新将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2月初，美国能源部宣布今年将投入350-40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推行“新政”（The New Deal），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近两个月，在气候和经济的双重危机下，在美国和欧洲冒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以发展新能源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并引领人类走出气候变化的梦魇。英文的“deal”有合作和协议之义，中、美的领袖是否可以有此长远眼光，创造两国的Green New Deal（“合作”）？中、美的领袖是否有此气魄，在国际气候谈判上引领其他国家达成另一种的Green New Deal（“协议”）？
行文至此，或者是寄望的太远。但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化气候危机为能源契机，将是地球之福祉，人类之福祉，和中国可持续发展之福祉。也因此，希拉里访华的气候对话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期待。
——施鹏翔，绿色和平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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