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路尘
“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发挥的作用,对任何关注这一议题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9月初,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的全球总干事马兹·克里斯滕森(Mads Christensen)在北京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在这一领域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在谈到绿色转型的时候,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依赖于此。无论我们谈论的是技术、产品、矿产……无论我们在谈论什么。”
克里斯滕森表示,近年来全球气候和环境议题的讨论中,中国正日益突出地发挥着建设性作用,这种变化在整个领域的参与者中都有目共睹。
他还称,“对于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机构来说,当一些关于中国的进步和中国的作用的故事,被置于一个消极的叙事框架中时,我们感到担忧。因为我认为,这将从根本上阻碍世界其他地区的绿色转型。”
克里斯滕森于2023年9月正式就任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负责绿色和平国际的运营、战略和团队管理。他在1992年就以志愿者身份加入绿色和平组织,自2003年起长期领导绿色和平的北欧办公室。2024年9月,克里斯滕森首次以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的身份访华,这也是他时隔15年再次来到北京。
“对于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克里斯滕森谈及多年后回到北京的感受时称,“但对我来说,变化非常大。知道有所改变,和目睹这些变化,是不同的——我在这里看见干净的空气和蔚蓝的天空,看见电动汽车和电动公交车,更少的拥堵,运行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城市中的大量树木。对我来说,这在很多方面是一座城市的类型的转变,这令人感到鼓舞。”
克里斯滕森称,绿色和平希望能帮助中国当局和公众“找到正确的绿色转型解决方案”,并帮助中国进一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
尽管全球面临巨大的气候变化挑战,地缘冲突、粮食危机、各国政治意愿等问题又带来了更多变数,但克里斯滕森仍然相信,世界有机会和能力采取行动,“科学和技术没有告诉我们不行,唯一阻止我们的是政治意愿的问题。让那些拖后腿的人离开,我们可以做得到。”
“每一度都很重要”
2024年6月,全球平均气温录得连续11个月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高出至少1.5摄氏度,6月和刚刚过去的8月分别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温度记录。
“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天”在今年夏天不断刷新,2024年同时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北半球夏季。在极端天气频发之际,我们是否仍有可能将全球升温控制在目标中的1.5摄氏度之内?
克里斯滕森对此表示,如果希望获得一个简短答案,那么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科学统计数据很清晰,我们正走在全球升温2.8摄氏度,或是2.9摄氏度的路上。”
他明确地表示,“我们并没有真正走上全球温控1.5度的正轨。”
但同时,克里斯滕森也指出,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包括欧洲所推动的绿色转型进程,以及美国正向可再生能源分配更多资金。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也包括中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增长速度和规模。
“数据告诉我们,这些还不够,我们仍然在全球升温的轨道上,有关1.5度目标是否仍然可能,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坦言,“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息应该是,每一摄氏度都很重要。”
克里斯滕森表示,很可能即使在人们做了一切之后,全球升温幅度仍会超出1.5度的范围,但在那之后持续采取行动、以略微回调升温幅度依然可能,“如果你问,我们是否还能做得到?绿色和平的答案是,我们可以。”
一项看得见的进展在于,当夏天变得越来越热,气候变化的公众认知程度也在日益提高。过去20多年里,克里斯滕森的工作重心之一,恰恰是说服其他人气候变化真实存在。
克里斯滕森来自丹麦,此前的工作长期集中于北极和格陵兰岛的生态保护。他表示,北极与格陵兰岛也许充当了“矿井里的金丝雀”角色,在这两个地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就已经清晰可见。但要说服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则花掉了几乎20年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认知到问题的存在与采取必要的行动之间,仍存在明显鸿沟。这也是当前气候行动组织正在努力的方向。
“不必再讨论气候否定主义了,这让人松了口气。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不仅是关于气候减缓(climate mitigation)的可能性,而且是关于气候适应(climate adaptation)的可操作性。”克里斯滕森说,“今天的焦点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本地化的答案是什么?”
求解粮食安全问题
气候变化带来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不安全,因为不断变化的气候将注定改变食物的生产条件。
世界粮食计划署自2022年开始警告全球粮食危机正在迫近,其中,气候变化与地区冲突、经济冲击等并列为危机主要诱因。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2024年,71个国家的超过3亿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130万人已经陷入灾难性饥荒。联合国粮农组织则在今年4月警告,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比例已连续四年居高不下。
克里斯滕森强调,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获得足够关注,“那些因粮食供应不稳定或中断而受到最严重打击的人,肯定是那些与气候变化的实际原因关系不大的人,也包括那些机会最少、最不可能适应它或必须为此付出更高代价的人。”他说,“这是极度不公平的。”
粮食安全问题也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重心之一。克里斯滕森表示,当前面对粮食生产和农民生计,必须同时解决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两重危机,两者都将对农业生产和土地资源造成明显影响。如何应对危机、支持积极的变化,则需要因地制宜。
在克里斯滕森的祖国丹麦和现居地荷兰,当前农业仍以工业化的动物(肉类)生产为主,这也是欧洲农业的普遍现状,禽畜养殖所需要的生产面积大约是植物性食物生产所需面积的4-5倍。
这直接导致了欧洲农业不可持续的现状,在其中一部分国家,改变已经开始,希望将农业生产模式从以动物为基础转变为以植物为基础,这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
“这非常非常困难,但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绕过它,”克里斯滕森说,“在荷兰,已经采取了非常显著的措施来减少猪和牛的数量,需要为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留出更多的土地。但我们知道,这需要与消费者行为的改变齐头并进,否则我们就只是在挤压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然空间。”
克里斯滕森仍然强调现状中的不平衡。以农业为例,世界上仍有相当多地区对肉类消费的依赖并不高,甚至从营养角度来说需要提高肉类消费。但也有如丹麦这样的国家,其肉类消费量一度居于全球前列,这意味着势必需要在寻求转型方案时考虑到差异性,并尝试找到平衡点。
在中国,气候对于农业、特别是小农户的影响,已经进入政府关注视野。
克里斯滕森对此表示,小农在气候变化面前既是首当其冲的受影响群体,但也是最有可能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人,“我的中国同事今年启动了针对小农户的气候变化风险与应对研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识别农业大省的小农户生计受到的气候影响与挑战,分析政策和行动缺口,挖掘本地化的适应行动优秀案例。”
地缘冲突下的能源转型
俄乌冲突等日益频发和持久化的地缘冲突,如何影响全球能源转型的努力?克里斯滕森表示,局部的地缘政治冲突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哪些具体影响,目前尚难断言。但对于欧洲来说,俄乌冲突无疑带来了剧烈变化:“2023年是欧盟27个成员国中20个成员国光伏发电最好的一年,其中14个国家安装了1吉瓦或以上的装机容量。欧盟的总装机容量目前达到263吉瓦。的确,我们立即向快速而简单的解决方案迈出了一步。”
但同时,与之截然相反的趋势也在发生:随着俄罗斯天然气退出欧洲市场,美欧国家的大型化石能源公司迎来了一波“淘金热”:“曾经他们已经开始缩小业务规模,但突然之间,他们看到了在北海地区以及其他地区重新开始投资的理由。”
克里斯滕森仍对能源转型的趋势持乐观态度,相信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是最大的趋势,未来将最终取代化石能源。他认为,欧洲在这一方面无疑正在艰难跋涉,但转型到推动力仍然强大。
“箭已离弦,”他对财新强调,“如果欧盟国家需要真正的韧性能源转型,那么市场现在正在向一个整体的大的趋势发展,(可再生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便宜,更快,也更好。从很多方面来说,箭已离弦,我们只需要做一些工作来确保它不会被阻挡,例如阻止那些石油公司继续投资新的开采活动。”
停止新的化石能源投资,近几年已成为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国际环境机构的共同呼吁。欧盟绿色协议要求将境内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到2030年降低到1990年水平的55%,但随着俄乌冲突和加沙战争的爆发,地缘不稳定性和供应链波动不断加剧。
英国在过去两年发放了北海地区逾百处油气田的勘探许可,此举引起大量环境组织抗议。7月当选为英国新任首相的基尔·斯塔默曾承诺终止颁发新的北海勘探许可证,但又因此面临政治与法律挑战,这一风波迄今仍无结论。
在克里斯滕森看来,不安定感或许也能成为推动民众支持能源转型的动力之一,因为转型意味着能源自主:“在我们谈论能源时,你甚至会听到一些人说,我们也不愿意依赖中东,我们想要自己的能源。我们获得自己能源的惟一办法就是开发可再生能源。”
对于这种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表述,克里斯滕森解释说,这正是由于受到了中国和亚洲的能源转型的启发:“我对中国和亚洲正在发生的能源转型印象深刻并持乐观态度,我们看到中国和亚洲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迅猛发展。”
同时,克里斯滕森也承认,随着地缘冲突的不断增加,公共注意力越来越多地向国防和安全领域转移,这对应对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说是个坏消息。
绿色和平一直强调,真正的和平只有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现在世界上的冲突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但作为一个国际环保机构,我们的准则是确保国家在军事和战争上的投资,不会影响对人类安全的长期投资。”
2023年9月,在最初就任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时,克里斯滕森曾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当前我们面临的多重危机的根源之一,是向战争的投资超过了向和平的投资。”
他在采访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强调以绿色和平的立场而言,“我们不相信真正的和平会来自于对武器的投资。”
行动是惟一方案
克里斯滕森表示,过去几年,他见证了中国在气候和环境方面发挥了更多、更具建设性和重要的作用。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进程中担任主席,也有助于推动气候融资找到解决方案,这是推动全球协作和全球治理共识的关键步骤。
“关于中国还能发挥什么作用,我甚至不能确定我真的能够指出某一点来,说在这里中国需要做更多,”克里斯滕森说,“每一次打开报纸,你都能看见中国又在一个新的领域主导了绿色转型。”
但即使如此,对于全球升温1.5度温控目标,世界仍需要做出更多改变,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我们对中国的期望与我们对其他许多处于类似情况的国家的期望是一样的,需要加快转型,需要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面对越来越热的夏天和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如何应对无力感?克里斯滕森表示,应对焦虑和消极情绪的唯一方法是去参与行动,“你不能向后躲开,然后期望有人出来解决了问题,对吗?希望不是一件能够被动得到的事情。”
他说,为气候和环境危机付出行动的方法有很多:可能是确保自己的回收和消费模式,能够与地球极限所能允许的程度相匹配;也可能是劝说自己的邻居、同事和公司领导,或是对投入其中的社会组织给予支持。“有很多方法可以参与其中,我们唯一知道的不会起到作用的做法,就是躲到后面并等待事情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