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23年8月在云南香格里拉举办的“实现森林修复的多重效益”研讨会上(主办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研究中心，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协办方: 绿色和平)，绿色和平邀请了三位写作者，她们选用会议提到的案例和信息，结合自己的兴趣和专业进行文章创作。此文作者刘敏（网名熊阿姨），文章首发于单读（id：dandureading），原标题为《“植树造林”可以拯救气候危机吗？》。
01 香港嘉道理农场——森林修复初探
马路上的卡车、货车不时飞速驶过，张金龙博士紧张地带我们迅速横穿过去，推开一扇铁门，这个苗圃没有牌子，从外表看不出是做什么的。
高高低低的绿色苗木长在小盆子里，摆满了整个院落，每一盆里都插着白色的标签，用英文、中文和拉丁文写着植物的名字，绝大多数名字我都没听说过。这些小苗外貌平平无奇，只有叶子，没有花，没有果。养护条件看起来也很随意——苗圃是完全露天的，2 月中的香港平均气温十几度，气候湿润，没有寒潮和台风的危险，唯一的保护是架子顶上黑色的网布，用来给小苗遮阴。
几小时前，在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园区里参观时，张金龙总是嘀咕一句：“一会儿我要带你们去看看苗圃。”“希望今天苗圃的负责人下午还在。”“你们一定要看看苗圃。”这座植物园 1956 年创立，在香港以动植物保育的高水平著称。跟很多国际知名机构一样，这里有许多珍稀的宝贝，整整一个温室的珍稀濒危兰花，被海关查获后送来保育的绿树蟒，和热心市民捡到的金刚鹦鹉。在 DNA 测序的实验室，我甚至从科学家手里接过了一包穿山甲的甲片，这个甲片足足跟我的手掌一般大，是香港海关缴获的走私品。嘉道理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鉴定出，这竟是一个从未发现过的，穿山甲的新种。
我为这些温室里、实验室显微镜下的珍奇样本惊呼时，张金龙总是在旁边提醒：“抓紧时间，一会儿苗圃就关门了。”
张金龙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的高级生态学主任，身材壮实，是典型北方人的样貌。他是天津宝坻人，来香港十年，已经能熟练用粤语工作、上电台科普节目。他是个生态学家，除了管理植物标本馆，他的另一个工作是在香港做森林恢复样地的数据管理和分析——通俗地讲，就是研究种树的方法和评估森林的恢复状况——在香港各种植被被严重破坏的地方，重新栽种树苗，做森林恢复。
开矿、修高速路、隧道打洞，这些工程项目都在破坏植被。再向前追溯，毁林开荒做农田，或者砍柴作薪火，这类行为也在毁坏原有的森林。当原始的植被被人工严重破坏，环境会发生明显的退化，如果只依靠森林自己的力量，一切恢复如初，要用上至少几百年的时间，甚至可能完全无法恢复。
什么是好的森林？张博士告诉我，健康的森林是分层的，一般会有乔木层、亚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健康的森林中，往往还有不少藤本植物。这些物种形成了完整的层次结构，才能让森林具备完善的生态系统功能。
换句话说，如果只是在荒地上大批量种单一树种，事实上会形成另一种绿色荒漠——比如海南大片的桉树林、西双版纳的橡胶树林，以及北京郊区蔓延的景观植物火炬树，这些被人工大面积连片种下的林子，树木的年龄和高矮一致，长出密集单一的树冠层，树下往往寸草不生，没有灌木层和草本层，也不适宜动物和鸟类生活。
更好的选择，是采用本土物种，又称原生树种，就是没有经过人为传播，天然就分布在该地域内的种类。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苗圃里就是香港的本土物种。张金龙之所以推荐我们来参观，是因为院子里这些幼苗的培育，某种意义上，要比奇花异草更复杂：同事们从香港所剩不多的野生个体，采集种子，把它们批量培育，再回到那些被破坏的野外环境中，重新栽种下来，做生态恢复。
这里的园丁应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园丁之一，因为每个原生物种都要自己摸索养护经验，记录种子采集时间，测量种子出芽率，对各种没有成熟种植经验的植物做苗期管理，做移栽。
“一般要树苗苗长到一定的大小，比如 20—40 厘米，才能种植或者移栽。在幼苗阶段，植物总体来说十分脆弱。如果幼苗太小就种下去了，对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阳光和干旱可能会非常敏感，死亡率较高。而如果幼苗已经很大，种植、移栽就会耗费更多人力物力，例如要挖较大的坑，而植物的根部需要附带更多土壤等。”张金龙总结。
每一个白色小标签背后，都是香港本地独有的经验。从 2013 年开始，嘉道理已经种下了 4 万多棵树苗，大约 300 个树种，还有 300 多种灌木、草本等。另外，苗圃为其他机构提供了几万棵本土树木的幼苗，种在香港的大屿山、大榄涌水塘附近。
这些从种子开始培育的幼嫩树苗，是鲜活的、与环境有机共生的生命。如果它们能成功存活下来，长成一片与原始环境相似的森林，本地的野生动物、鸟类、昆虫，也将重新回归，建立起食物链、生物网，恢复出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推论。影响森林修复效果的因素太多了，土壤肥力、食草动物啃食、日益变暖的气候、频发的极端天气，以及与本地社区的关系，甚至项目的预算、可支配的时间……都会改变这些幼苗的实际作用。种树，在生态学家的眼中，是一个至今没有真正成熟定论的森林修复手段。
回到 2023 年 2 月，这个春天的下午，我站在嘉道理植物园的苗圃中，还不知道这个话题将会如此地复杂，脑中只记下了“本土物种”和“原生产地”这两个概念。
离开苗圃时，我跟值班的园丁女士告别，她正在俯身剥一桶豆荚，剥出的红色豆荚堆满了半个塑料桶。她起身用粤语跟我们告别， 我一句都没听懂。
这些种子是谁采集的？
发芽的概率有多高？
如果一片山地已经全是破碎的石块，这些种子能生长吗？
囿于语言不通，我咽下了这些问题，几个月后我将知道，这些疑问如果较真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是一个庞大的话题。
02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种子从哪里来？
沿着滇藏公路，从香格里拉县城出发一直往西北方向，楼房渐渐后退，大片金黄的青稞忽然闯入眼前。9月初，夏季积雪融化形成的纳帕海正渐变成嫩绿的依拉草原，马儿在游荡，白色藏式民居在云下发光。
香格里拉是个县级市，全市总人口不到 20 万。8 月的最后一周，天空下着冷雨，出租车司机指着老城，说，上周还全是游客，你看暑假一结束，城里就全空了。
出租车开到纳帕海附近，这是一片季节性的高原湖泊，海拔 3266 米，秋雨里湖面看起来平静，和缓，有三五个游客冒着雨在湖边悠闲地骑马，前面牵着缰绳的都是本地村民，这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个场景其实是有代价的，纳帕海的湖水来自四周高山的融雪，每年山上流下淤泥、沉砂，让湖泊容量逐年缩小，去年水面甚至淹没了青稞田，漫到了公路上。今年人工清淤，加固了周边的渗水裂隙，才维护住了今年夏天旅游旺季的平静。
香格里拉，意思是“心中的日月”，这是云南省旅游业里所有人反复提到的美丽传说。每年有大量游客飞到香格里拉机场，乘车穿过高海拔的公路隧道，去看梅里雪山，看虎跳峡，住高端酒店，去乡下品尝松茸。然而就像纳帕海的清淤工程一样，眼前这些平静高原风光，背后都有大量的基建工程——机场、盘山公路、隧道，都意味着有高山植被被人为改变。更别说香格里拉除了旅游业，另一经济支柱是采矿，这里盛产铜矿，有 200 多处矿床、矿点。很多小型矿山采挖结束后，留下的废弃矿山如果不修复，整片地区寸草不生。
我来这里，是参观又一个苗圃。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建在纳帕海边的山上，植物园也有一个自己的苗圃，培育本土的原生植物，用来做生态修复。
方震东是植物园的老园长，他今年 59 岁，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是云南迪庆维西人。整个植物园有 1005 亩，是 1999 年起他向多方找钱创办起来的，建植物园的山地属于本地社区，植物园一签 70 年，每年要交 30 万的地租，季节性临工也必须要用本地的老百姓。这样自力更生的园长，显然不是实验室里科学家的模样。方震东个子不高，聊天时手里的烟一根接着一根。他为我找来一个茶杯，先用手指头伸进去擦了一圈灰，又恍然大悟似的用开水烫了一遍。
森林修复，是高山植物园最近十来年的新业务。“我们通常所指的生态恢复，是针对退化的林地、退化的灌丛、退化的草地这些来开展生态恢复。”方震东介绍，植物园的苗圃起初是为了给植物园自己做保育，近几年开始育苗，用来做商业性的生态恢复项目。
这座苗圃有 18 亩，一半室外土地用来练苗，一半建了三排保温大棚和一个大温室。这里每年有 7 个月时间，最高温在 15 ℃ 以下，幼苗必须在室内过冬。
跟香港嘉道理的苗圃相比，高山植物园的苗圃储备的植物相对单一，眼前最多的是尼泊尔黄花木、小叶栒子，各有两三万盆。这是植物园做修复项目的主要物种。其他也有云杉、沙棘、金丝桃苗等，但总数不多。
尼泊尔黄花木，是这里做生态修复最常用的树种。这是一种常绿灌木，生长在海拔 3500 米左右的山坡针叶林缘、草地灌丛或河流旁，每年 4-6 月，黄花木会盛放黄色的小花，是一种漂亮的景观植物。
苗圃里的黄花木，都是香格里拉本地采的种子。每年秋天，植物园会请小中甸、格桑一线的农民上山去采集野生黄花木的种子，按 300 元/公斤的价格回收。种子储存一冬，来年 3 月在小盆里种下，一盆放两三颗，出苗率有 70%。
“70% 的出苗率算很高的。”副园长刘琳负责整个苗圃的运作，她五十多岁，过去二十年都在植物园工作，衣着朴素，介绍苗圃她像在介绍一种寻常庄稼。育苗的土是加了肥料的，黄土+牛粪+草甸土。草甸土是本地特有的土壤，修飞机场、修公路时从湿地里挖出来的土，植物园买来堆在苗圃里，当做一种高营养的肥料用。“这个土很贵，8000 多块一车。”
黄花木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树种，日常就生长在海拔 3000-4000 的寒冷高原上，但到了低海拔的地区，黄花木又因为过于湿热而无法适应。——这个特征导致它无法成为常见的、商业性的园林树种，无法推广到全国各地。但在香格里拉这里，它被高山植物园培育筛选后，变成了最实用的本地森林修复树种。
在苗圃里，一两年苗龄的黄花木，冬季也可以在户外过冬，三年就能开花。它本身很少遭虫害，又因为是豆科植物，自己就可以固氮，所以基本上也不用施肥。高山植物园最高把它种到了海拔 4200 米的工地上，那里是白马雪山的垭口，过去是一条老公路，现在新修了隧道，工程破坏了路两侧的边坡，那里因为太冷，植被非常脆弱，土壤也稀薄。黄花木的表现让人惊喜，工地上都是沙土地，树苗栽下去，成活率很高，这种树苗种在沙子上就行，没有土壤也可以。
小叶栒子，也是类似的实用树种。这是一种观果植物，秋天全树都挂着一片热闹的红色小果子，到冬天也不掉。这种灌木原产在西藏、云南、四川西部一带，老园长方震东有一年去西藏林芝，采了一些种子回来，发现比云南的结实率更高，之后就培育了这个品种。现在在香格里拉的铁路周边，已经种了 10 万株。
尼泊尔黄花木、小叶栒子、金丝桃、云南沙棘、高山松，苗圃里几样树种，都是经过过去十年选育出来的、已经稳定的物种。这个目录打破了我之前的预设：我以为在一个地方做森林修复，应该严格统计本地的森林结构，100% 使用本地的物种。但放在实际情况里，到底种下什么，还是跟易不易活、好不好看有关系。森林修复的实地经验并没有预想中成熟。
“育苗都要做实验。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就是靠自己的经验。”刘琳说，苗圃只有她一个人做记录。像黄花木，今年把幼苗分两批移出大棚，放到户外环境中练苗。有一批季节不对，死了一大批。“没有资料和研究能告诉我应该几月份移出来。”这一批就算是交了学费，刘琳想到买种子、人工育苗、人工除草的成本，非常心疼。
也有很多本地植物，还没有试出规模化培育的方法，比如本地的高山杜鹃，是香格里拉 2018 年确定的“双市花”之一，杜鹃在温室里可以发芽，长出叶子，但每次再超过十几厘米就死了。也试过长苞冷杉和灵芝冷杉，现在能人工萌发种子，同样在小苗到大苗的这个环节也在反复失败。
连采种子，都不是 100% 牢靠的。2022 年，植物园派人出去采回冷杉的种子，一颗都没采出苗，因为种子没有成熟。
什么叫“没结种子”？我非常惊讶。
“是没有成熟。”方震东解释，采种要卡着时间。“你去早了，种子没有完全成熟。去晚了，又掉了，采不到了。”
要抢最佳的时间去收集种子。方震东又点燃了一支烟：这个呢，也不是太复杂，我们试错的机会少，反正试上一次两次也就有经验了。
高山植物园的修复工程都是商业性的，这也是植物园每年重要的经济收入。比如一座矿山废弃后，环保局和国土资源部门会要求矿业公司做修复。矿业公司对外招标，各个绿化公司来投标，高山植物园也会参与竞标。
跟普通绿化公司的区别是，一旦竞标成功，如果是一个三四年的修复工程，植物园第一年要先去野外采集种子、育苗。第二年才开始带着新长的幼苗去种树。他们经常还要做一个混合的种籽配方，里面掺上本地的草本、藤本植物种籽。为了防止村民的牲畜啃食幼苗，有时也会在周边加种一些带刺的沙棘，野蔷薇。
常规的绿化公司，大多采购大批量的成熟商业树种、草种，比如云杉、黑麦草、高羊茅。事实上这些皮实的物种，在高海拔也能成功存活，问题是，这样种植，新生的植被如果适应本地气候，可能情况就更糟糕了——它们后期会把原生植物的空间全抢占上，这就是外来物种入侵。
在我看来，高山植物园提出的修复方案未免有些复杂了，在三四年的修复周期里需要反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复方案也需要根据实地情况量体裁衣，无法规模化。我问方震东，植物园这种修复方法，不会让每个项目的修复成本太高了吗？
“我们不贵啊。”方震东说，账不是这样算的，大家可能觉得植物园的本土树苗单价高，但种下去后，这些树苗的管护成本低。这些树苗、草种长起来，会很快跟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而商业树种，营造的是一个外来的、异化的园林景观，跟野生环境格格不入。
更大的收益，是保护本地的生物多样性。使用本地植物做修复，也是一种原地保育的手段，降低它们的灭绝风险。此外，一个由本地物种构成的森林，会形成更复杂、更稳定的生态系统，也能支持各种本土生物的生存。
8 月这次来到香格里拉，我是跟着“绿色和平”来参加一场“实现森林修复的多重效益”研讨会。在参观高山植物园之前，研讨会上，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学者们分享了不同案例，比如，用海南本土的苏铁、青梅等树种来逐步替换老化的橡胶林；在四川雅安，一窝蜂种植过多银杉树后，经济价值不高，且生物多样性下降；在云南，9 年前一场山火过后，一片荒地被圈起来做自然恢复，如今统计鸟类、昆虫、土壤等恢复情况，这片样地跟人工干预区域没有太大区别。
像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的修复方法，正符合此刻在国际国内环保圈里讨论火热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所谓“基于自然”，就是道法自然，从自然里寻找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还应当是“自然向好”的，也就是说不给自然带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退化、水资源污染等新伤害。比如说，为了解决城市里的季节性河流内涝，与其套用工程型思维，用水泥堆砌平整的人工河道、人为设置疏涝管道，不如恢复河道的自然样貌，疏通河底淤泥，恢复河岸湿地，培育本地植物。基于自然的修复方式，让河流自然流淌，洪涝得以疏解，人们还收获了由自然景观带来的额外的观赏价值、娱乐价值和生态价值。
不过，又一个新的问题是，用本土物种做的森林修复，有没有真正提升生物多样性？
答案是肯定的，但还缺少监测数据的支持。不光是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我后来发现，一些学术界做的短期科研项目，也很难就此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人们在森林里安装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在样方里每年做物种统计，但目前依然缺少成熟的数据。
因为森林修复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03 北京京西林场——让森林后退一步
早上 7 点，开车从北京鸟巢体育场出发，半小时后，西五环上早高峰的车流越来越密，被堵在中间缓缓移动时，高架桥远处已经出现连绵的群山。我驾车载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谭羚迪，和一位年轻的男博士生志愿者，一起前往北京门头沟区的京西林场。启程时我们买了两杯滚烫的咖啡，车子到达林场大门时，咖啡刚刚喝完，纸杯还是温热的。
10 月这次上山，一共有两车人，大家开玩笑说今天的任务是“相机搜救”，来找已经失联两个月的、生死不明的一组红外相机——7 月底，北京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门头沟是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两天之内的降雨量相当于平时一年。在城市居民手机的视频里，马路上突然出现洪水，是暴雨汇聚成昏黄色的径流，席卷着树木、电线杆和沿途的小汽车，汹涌一路奔流。门头沟多山，山上的村镇断水断电断网，一两个月后都没有完全恢复。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门头沟京西林场有一块实验项目地，按理说，团队应该每个月都去检查一下红外相机和森林的情况，但过去两个多月，山上的公路交通一直中断，大家都不知道红外相机是不是被洪水冲跑了。
从香格里拉回来后，我一直发愁，怎么跟读者解释森林修复这件事——它看起来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远了。在“绿色和平”的那场研讨会上，我发现了京西林场，这是我能找到的与我自己生活最近的一块森林修复项目地。这里距离北京城区只有数十公里，这是北京最大的国有林场，过去是京煤集团的坑木林，京西林场里人工种了大量的油松、落叶松，为煤矿的铁轨、坑道做备用木材。
煤矿关停后，林场也转为生态公益林，2019 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京西林场一起做了一个试点，做森林修复。
这片林场乍看上去树木繁茂，实际上并不健康——因为人工种植密度太大，而且多年来并未采伐，很多超过三十年的树依然长得非常细，两只手就能轻松合围。整个山头都是同一种树木，从空中看森林又绿又密，实际上林下完全是空的，阳光无法穿透树冠，加上松树的化感效应，林下缺乏幼树，也没有灌木层，只能长出一层贴着地皮的小草。
“山水”的办法是砍树。这听上去有些反直觉，毕竟，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环保=植树造林”，没想到为了环保，还得砍树。实际上，这是森林修复的一种实验方法——模拟天然林中树木倒下形成天然林窗的更新过程，在人工林中开“人工林窗”，把树木疏伐掉一部分，让上面的阳光照进来，促进底层植被的发展和落叶乔木的更新。用这种办法让天然次生物种生长起来，逐步参与到人工林的演替中。
本地什么植物物种会最先恢复？哪些动物会使用这个栖息地？这都是这个实验地要观测的内容。
10 月中旬，林场树木的叶子还没有变黄，山上的盘山路是今年春天刚刚修通的， 一场大暴雨，把路面又冲断了，谭羚迪带着我和三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顺着一条京西古道的石头小路上山，去找开林窗的试验地。这原本是市民来户外徒步的路线，但眼前已经被洪水冲得不可辨认，我们很快发现自己困在了巨大的石块之间，脚下是随时会滑落的乱石堆，要手脚并用，攀住一两米高的岩石，想办法把自己拉上去。
“这实验到底有多重要，值得大家冒这么大风险！”我一边大叫，一边试探着找乱石堆上的落脚点，生怕一不小心崴了脚。谭羚迪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她走在前面，把书包甩到石头上，再像攀岩一样往上爬。我们很庆幸的是头一天团队里的人都买了意外险。
谭羚迪从头到尾都没向我表达过，这个项目是不是很“重要”、很“成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都带着很强的书卷气，他们习惯用数据来说话。谭羚迪 32 岁，一直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北京地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项目，在她的工作中，单一种植的人工林，也是需要做生态修复研究的对象。2020 年 10 月，中心在京西林场圈出了 8 个样方，每块地从 20mx20m 到 30mx30m 不等，大约是树木高度的 2 倍。谭羚迪说，如果按照原先设想的试验方法，应该把样方内的大部分树砍掉，但这在当下的政策环境下行不通。团队跑了一圈采伐许可证，最后按照一定比例砍伐，在样方内分别留下 20%、40%、60%、80% 的郁闭度，也就是说，样方中仍有 20—80% 的面积被树冠覆盖。以此来监测不同密度下森林的自然演替情况。
我们战战兢兢爬了快 1 个小时，终于攀登上到了主路的路基上，不远处就是一大块塌方。好在继续往山上走，洪水的痕迹很快消失，松树树林越来越茂密。我们钻到林子里，眼前是第一块林窗，海拔 1010 米，四周被一根铁丝圈了一圈，除了树木稀疏一些，看不出跟周围的区别。
好消息是，红外相机安然无恙，甚至电池还有电。旁边地上有个蓝色的小塑料桶，纸杯大小，已经积了一半的水。谭羚迪说，这是抓步甲的陷阱，这是森林里在地面上活动的捕食性昆虫，由于它们在食物网中的捕食者地位，它们的数量和多样性可以反映地面植被及其他昆虫的多样性。
阳光穿透树梢，投在大家正在做记录的本子上。我坐在一堆砍倒的木头上，感觉跟刚刚的野外攀岩生存大赛相比，眼前这个目的地，一切似乎有点过于平淡了。这个林窗已经开了三年时间，植物的生长速度并没有那么快，肉眼还看不出什么天翻地覆的区别。
从数据上看，确实也是这样的。我问，这里的哺乳动物变多了吗？谭羚迪说，“很难讲”。
我回忆在生态学教材上学到的知识：优势植物变化，也会导致鸟类种群的变化。“那现在鸟类有变化吗？”我问。
谭羚迪说，“很难讲”。
那我们脚下这些步甲陷阱，是不是也能说明什么？
谭羚迪说，按理说应该更早来回收陷阱的，而且这次应该是暴雨从地面上灌进了杯子里，回去还是要数数杯中的小虫子尸体，但这次统计的严谨性，“很难讲”。不过好消息是，步甲物种和数量、草本植物盖度，这两年内确实有明显增加。
三年时间，对一个森林修复的实验来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谭羚迪说，这个项目算是一种森林修复的尝试。目前的数据还很难发表论文，而且这个实验的精确程度也不太理想。但这已经是团队在北京能找到的，可以砍树、可以长期跟踪监测的最好的试验地了。事实上，各类生态修复项目的周期往往不足以支持对森林修复进行五年乃至十年以上的长期跟踪监测，能维持对这个小规模实验地的监测已属不易。
资金也是一个问题。由北京市林业碳汇与国际合作事务中心资助的这个生态恢复项目已经在去年结项，去年开始的维护和监测，经费来自蚂蚁森林京西保护地项目，这些项目结束后，又需要找新的资金来维持长期监测。
森林修复，有没有直接经济上的好处？
一种方法是，如果森林修复的效果被量化，国际上，未来很多类似人工林的森林修复和保育工作也许可以通过“碳金融”或者“生物多样性金融”，从市场上筹集资金。这正是当前绿色金融市场的前沿课题。
“碳金融”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设计思路是，将森林提供的这些生态价值以及森林修复创造的额外生态价值，放在金融市场上交易。那些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生产部门和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规避、减少、恢复其行为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机构和个人，可以从林场这样的生态服务提供者那里购买服务，以减少其环境、气候、生物多样性影响。如此，保育将不再是一个贴钱的公益行为，通过市场的有效运行，既可推进“双碳”承诺落地，也为此类项目的长期可持续运营筹集资金。
回到眼前的京西林场，必须强调的是，在“碳汇”之外，必须把“生物多样性”也作为评价森林的重要标准，否则很容易造成问题——为了一个单向的目标，掀起一场单一树种的大规模造林运动。
“大规模种植单一树种的方法，现在已经证明有很多副作用：森林更容易感染疾病、一旦发生火灾会大规模蔓延、造成其他生物栖息地的丧失……京西林场的实验项目，也是为未来实现了‘双碳’目标提供另一种解题思路：我们在种树时，应该怎样给自然演替留出空间。”谭羚迪说。
现实远远比纸面上的计算复杂得多。衡量森林修复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收益是张金龙、方震东、谭羚迪等实践者眼下的最大挑战。因为这种生态修复，无论在香港、在香格里拉、在北京，都还在一种长期的实验过程中，而从裸地到森林，在绝对自然的状态下，整个演替过程往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
当然，速度慢，并不意味着眼下的试验是没有意义的。
我从那堆倒木上站起来，这堆木头就是之前被砍倒的落叶松，它们细得像营养不良，其实树龄已经有三四十年，比在场的很多志愿者都大。我无意中发现，旁边有一棵半米高的小树苗，树叶明显更宽大，谭羚迪说，这是一株蒙古栎，原本是华北山林里一种常见的树种。
“正常来说，如果这是一片天然林，这里的自然状态应该是松栎混交林。但当初因为生产需要，直接把整片山头全种了松树，直接跳到了演替的最后一步。我们开林窗的工作，相当于让部分林子后退了一个阶段，重启自然演替，试图提高这片森林的多样性。”谭羚迪说，这棵不起眼的蒙古栎幼苗，在附近高郁闭度的松树林中，很难存活下来，这棵自然长出的小树苗就是林窗实验效果的一个希望。除此之外，几个林窗里还长出了花曲柳和小叶白蜡幼苗，这片林子里有一种叫地榆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开淡紫色的小花，在砍树之后也长得更好了。
我们钻出林子，才发现从山另一侧的小路，原来防火道刚刚修通了于是可以把车直接开上来。另一个小队已经停好了在等我们了。车子背后是一大片漂亮的波斯菊，粉色紫色的大花在华北初秋的微风中慢慢摇摆。
“这又不知道是那个绿化公司随便种的。”大家对着花海，皱起了眉头。
我们此前就在路上发现了零散的波斯菊，以为只是汽车轮胎带来的外来草种。现在可以确定是防火道修好后，施工公司试图恢复植被而种植的，这种大花虽然漂亮，但不是原生的本土物种，而是原产自墨西哥，它只靠撒种就能活，倒伏的茎秆也能繁殖出新植株。这类使用容易成活和扩散的外来物种进行修复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有些地方，这引发了大家对物种入侵的担忧。
波斯菊花海，和做生态修复实验的林窗，在同一座山头上，距离不过短短 50 米。这也是眼下森林修复的一种现实。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2 小时后，我已经瘫倒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手机冒出来一条消息，是一位实习生女孩带了几支波斯菊回学校宿舍，地铁上被邻座的阿姨夸这束花“好美！”——不同的植物有各自的价值，只要它们出现在正确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