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

记者手记 | 在世界最高的植物园当实习园丁

2023年11月15日

本文作者梁静怡。她受绿色和平邀请,参加2023年8月在云南香格里拉举办的“实现森林修复的多重效益”研讨会,文章首发于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千篇一绿。

编辑:南方周末 汪韬统筹:绿色和平 潘文婧 张安琪 蔡元慧

Ancient Himalayan Hemlock trees (Tsuga dumosa), a species of conifer native to the eastern Himalayas. Greenpeace Beijing office and photography association “Wild China” ventured deep into the virgin forests of southwestern China, an area with the richest biodiversity in the whole country, on a two-year mission to find, record, and protect the region’s iconic giant Himalayan Hemlocks.

在植物园工作是怎样的体验?这已经吸引我很久了。  在无数个写稿无能的深夜,我都想辞职去植物园当一枚园丁。梦想很快得以实现,地点居然还在香格里拉。2023年9月,我在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当上了实习园丁。  


香格里拉原名中甸,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3260米,这里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植物园,相当于1/5颐和园的土地上保护着约一千种高等植物。这里有多种以中甸命名的地方特有种,如中甸刺玫、中甸山楂等,还有些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蹊跷的是,这里还繁育着数百种高原植物,它们基本不是奇花异草,甚至“平凡又普通”;大多数植物园属于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而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却是一个“三无”——“没钱”“没人”“没编制”的民办非企业组织,1999年筹建,2005年开园,靠自己寻找生存之道。  


这一切赋予了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遗世独立又浪漫的色彩。然而,短暂的实习和采访结束后,浪漫于我早已消解。  


这是一个寻找普通种子意义的故事。

01 浪漫


沿着滇藏公路,从香格里拉县城出发一直往西北方向,楼房渐渐后退,大片金黄的青稞忽然闯入眼前。9月初,夏季积雪融化形成的纳帕海正渐变成嫩绿的依拉草原,马儿在游荡,白色藏式民居在云下发光。

从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看纳帕海。梁静怡/摄

从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看纳帕海。梁静怡/摄在这天堂般美景的一角,就是我要实习的地方: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9月1日9点,从植物园东门出发,穿过野山,路过菌子,爬过木栏,差点摔跤,我到了半山腰的苗圃。今天我的工作任务是,把室内的金丝桃苗搬到室外,拖拉机再把金丝桃运到山顶上的植物园迷宫区。

拖拉机在苗圃装金丝桃。梁静怡/摄


听起来好简单。第一步,换装备。我换上一件红黑格子小熊围裙,长度到达脚踝,套上塑胶手套,抱一个粉色大盆。第二步,进苗圃。一间苗圃长24米,宽8米,相当于一间教室。地上摆着上百个黑袋子,里面装着金丝桃。

2023年6月24日,江苏淮安,九龙湖公园的金丝桃花盛开。(视觉中国/图)


金丝桃是公园和绿化项目的常见花卉,6、7月开花时,顶部纤细一束花蕊灿若金丝,底部花瓣又像蝴蝶翅膀,所以又叫金线蝴蝶。我此刻看见的金丝桃已播种两年,还未开花,长着纤细的小枝和椭圆的叶子,靠近时清香扑鼻。


我发现这个植物园和之前去过的都不一样,既没有奇形怪状的盆栽,也不会搜罗全球珍品集锦展览。相反,植物园里有很多类似金丝桃的本土植物,开粉花的中甸刺玫、蓝紫色的中甸乌头,结红果的中甸山楂,矗立的云南松和高山松树……它们的名字就带着本土标签,比如“中甸”“云南”“高山”。

中甸翠雀。受访者供图


植物园创始人、老园长方震东的办公室也挂着一幅本土植物——轮叶绿绒蒿。59岁的他,体型中等,眉眼像下垂的八字,头发花白,双颧有着高原紫外线渲染的黑红。  


方震东是迪庆维西人,当地缺乏生物人才,他的高考志愿从数学系被改成了生物系,云南大学毕业后回到迪庆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后来,他走遍了迪庆的山脉和山谷,编写了《中国云南横断山野生花卉》一书。快35岁时,方震东想在香格里拉建成一座世界级的植物园,这对当时的他而言,也是一件浪漫的事。

方震东在尼汝高山区考察途中。受访者供图


云南是园艺植物大本营,在一百多年前就已为国外的“植物猎人”知晓。欧洲植物种类至多12000种,而云南有17000种,仅香格里拉就有5000多种。高山峡谷,垂直海拔梯度大,这里成为冰期时植物的避难所和生物多样性的孕育之地。  


一位叫乔治·弗瑞斯特的苏格兰人被爱丁堡植物园派到中国,从1904年开始,在横断山脉进行了七次植物探险。他在丽江白沙雇了八个纳西人,把高黎贡山的一株直径达一米多的杜鹃花搬出深山,运到大英博物馆展示;用骡子运出了31000件云南植物种子和腊叶标本,引荐给全世界的园林,标本供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分类学家重新命名和发表新种。  


弗瑞斯特从云南带回的杜鹃花和报春至今仍在爱丁堡植物园繁育,标本保存在标本馆里。1990年代,方震东去了爱丁堡植物园。如今回想起来,他依然很受触动,“我们当地的植物资源被外国人重视,我们自己呢?”  


聊到这,方震东突然起身,找出自己那本《中国云南横断山野生花卉》,指着他导师的导师、已故植物学家秦仁昌先生的一段话,一字一字念道:  


云南植物之富源,所以贡献于欧美文明之进步者,至远且大,惜乎我国科学落后,国人前此不知利用已有天赋宝藏以厚其生,而反见通都大邑,公私庭院所栽培观赏者,几乎全为舶来之品,为欧美庭园数百年来习见之花卉,一入国境,好之者犹趋之若鹜,舍己芸人,良可叹唉。  


这段话写于1930年代,可即使到1990年代,不重视本土物种,甚至受到外来物种威胁的情况依然存在。方震东还记得,当时一种原产于南美的紫茎泽兰从云南南部进入,顺着滇越铁路向迪庆靠近。他担心当地的生态系统受外来物种入侵影响。  


土地利用也在发生变化,天然牧场变为耕地,山坡因挖沙采石而裸露。方震东发现,迪庆原是野生中国兰花资源最丰富的区域,1980年代,他每进一个山沟,兰花不难找到。但1990年代,兰花热兴起,外来的老板一卡车一卡车把兰花买走,此后野生兰花四处难寻。  


所以方震东想建设植物园,“一是保育当地物种;二是开发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用于园林建设和栽培”。  
1999年,高山植物园在云南省发改委和原环保厅论证后立项,先设立筹建办公室,方震东被任命为主任。2001年,园区启动建设,在挖沙采石裸露的伤疤上,种上了植物。

如今,高山植物园已从沙坑长出绿树。  梁静怡/摄

02 现实


我在苗圃里换好衣服后,二话不说,开干。我蹲下来,用铲子把金丝桃钻出袋,划断地上的根,放进盆里。一袋金丝桃连苗带土约4斤,一盆能装两袋。装好、起身,我运用腰背的力量抱起盆,走10米到苗圃外,取出苗摆好、返回。以此重复。

搬运金丝桃苗。  梁静怡/摄

2、4、6……我每运一盆,都默默计数,数字上升,很有成就感。可从第10盆开始,起身有点吃力,腰背开始勉强。到第16盆,已经不是吃力的问题了,我大口喘息、心脏怦怦跳。你是不是觉得我弱?可我是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原做负重练习,在一个说话速度明显放缓、避免跑跳的地方搬土。  

20、22,我坚持不下去了。10:36,下雨了,大棚漏雨,一个多小时的搬运工作得以停歇,我不知道有多感恩这场雨。站起身来,眼前一黑,光明和对植物园的浪漫想象都在这一瞬消解。  

“建植物园,会有浪漫消失的时刻吗?”我问方震东。  

“有,找钱的时候。”  

1999年,植物园筹建的办公室仅是临时机构,无法为新聘请的员工交五险。2004年,植物园办公室邀请相关部门开会,研讨管理体制,得出两种方案:一是共建事业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当地政府各出几个编制共同管理,由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经营,这也是国内植物园常见的体制。另一种是民办非企业,自负盈亏,没有财政预算,没有编制。  

“我们把第一套共建方案推荐给政府,但是当时政府财政还比较困难,编制可能也紧张,提出来按第二个方案先管着。”方震东说。  

这一方案为后来的经营压力埋下伏笔。  

植物园成立民办非企业后,也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方震东成为法定代表人、理事长兼执行园长。压力像山一样涌来,找建设资金、发员工工资,还需要承担当地社区生态补偿。合计下来,每年维护植物园的费用不少于三百万。  

虽处于旅游胜地,这里却难以靠游客收入赚钱。9月1日17:28,离闭园还有2分钟,全天买票进入植物园的共六位,两位外地游客,四位本地游客,共收费80元。  

曾有员工觉得现在游客都爱打卡拍照,建议“要不跟上时代,做一个樱花大道”。  

方震东否定得非常直接,“你想看樱花到公园去看嘛,我们又不是公园。”他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展示被驯化后的当地原生物种,(这才)是我们出发的初衷”。  

植物园常常负债。方震东一位好友总是借钱给他,“他是个科学家,不是生意人,只能去写科研报告,接绿化工程,有的(项目)还收不来钱”。一般人的压力最多持续一两个月,而方震东坚持了二十年,靠科研和工程项目支撑,两三年前情况才有所缓解。  

建园24年,植物园在20名员工的努力下,建起了香雪药园、林芝云杉采种园、高山松采种园等多个专类园。经营情况虽有好转,可一些设想还停留在纸面上。  

靠近植物园南门的指示牌上写着“干热型”“潮湿型”展览温室,循着方向过去,则是两块裸露着碎石的石灰岩。方震东算了一笔账,温室建设有两部分大头,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后是物种搜集和栽培。前期投资估计要一千多万,后期维护更费钱,“保暖、控温、控湿都要考虑”。

温室目前还停留在路牌和规划中。  梁静怡/摄

“累。”植物园现任院长方晔的眼里满是疲倦。三年前,他从父亲方震东手里接手了植物园,想建智慧景区、完善讲解系统,可是都困于没有人。  

本地的年轻人更愿意进体制内工作,外地人则嫌偏远,方晔在微博上好不容易招了一个1995年出生的广西大学生,待了4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4年已算很久了,方晔现在招人都不奢望能待这么长。  

方晔还是希望植物园能并入事业单位,而在并入之前,这家民办非企业组织还要靠自己寻找出路。  

雨停了,我数了数,墙边已经摆上了一百多袋的金丝桃,一位园丁师傅把围裙脱下,我看到他缠绕着一圈又一圈的白色护腰带。

03 种子

高山植物园苗圃育出金丝桃苗的第一步,自然是先有种子。  


园丁师傅带我去看金丝桃的种子。一走进苗圃二楼的种子仓库,松香扑面而来。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干货”:高山松的球果像有弹性的褐色小球,鲁冰花的种子像拇指大小的莲蓬,林芝云杉的果则像晒干的坚硬玫瑰。  


他从一个大麻袋里抓出一小撮说,“这是金丝桃的种子”。我凑近看,它们比沙子轻,比木屑小,风一吹就跑了,随风繁衍,这是自然的生存法则。  


但人类搜集种子就难了。临到11月金丝桃出种季,植物园会请村民去野外搜集金丝桃种子。  


可并不是所有种子都能靠村民,植物园的员工也得去野外采种子,同时也考察极小种群、搜集标本。极小种群是指分布地域狭窄,受外界干扰严重,随时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要找到它们,异常艰难。

植物园采集扭黄茅种子。受访者供图


一位叫海仙的员工日记记载了考察的“平凡的一天”:  

2020年8月17日,平凡的一天,世界上有许多大事发生,但暂时与我们无关。我们行走于西藏净地的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吉隆镇乃夏村的后山,专注于野外调查工作,远离了信息的喧嚣,似乎所有的流言都失去了载体,成了一座座无名的孤岛。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每天似乎都有很多的话,又似乎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  


“你饿不饿?”……说实话,我也有些饿,但这不算什么……  


只是身体像海绵吸收了山顶雾水,冲锋衣里都是水,湿漉漉的,脱了又像塞在冰箱里面,从脊椎骨直冒嗖嗖的寒气。然后肺里面塞了火炉,冷气吸进去,肺直疼。脚?我已经对它没多少指望了,只希望回到住所前没罢工就好了……  


今天走得太久,又走得太远。  


从海拔2800米拉升到海拔4000米,只为寻找胡黄连。


若能采到种子,这些辛苦在工作表格里会化作短短一行。比如: 

 
海仙、方晔等高山监测队,吉隆镇后山,胡黄连种子。 


和普通种子被装在麻袋里不同,那些备受艰辛采回的种子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尊贵地存储于一个个玻璃罐子或者塑料盒子里,这里是种子库——“高原植物的诺亚方舟”。

种子库里的种子。  梁静怡/摄


小盒子里的绿绒蒿种子像芝麻碎,2022年8月7日在4786米的西藏昌都芒东达山垭口采的。绿绒蒿,又称“高山牡丹”“梦幻之花”,生长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流石滩或冰川前沿,全株被有绒毛或刚毛,颜色清透夺目。有三种绿绒蒿被定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绿绒蒿。受访者供图


采回来后,种子需要经过浸泡选种的流程,空壳或不饱满的种子会漂起来被捞走扔掉。但刘琳舍不得将绿绒蒿浸种,因为太难采到,“漂起来的(万一)也能出苗呢,扔掉可惜”。这位植物园副园长身材高大,脸蛋有两坨红晕,桌子上都是植物表格,她管理着种子的收集、繁育、驯化和利用。  

成功繁育绿绒蒿的例子少之又少。2022年12月5日,刘琳和同事们种下一批绿绒蒿,一个月后,出苗率不到50%。绿绒蒿“最容易死是长出两瓣叶片的时候,水多它会死,水少也会死,所以很难”。我问她最终有多少苗活下来,她指了指远处的那堆土,“你看这里本来全是,一半已经死了”。  


工作十几年,对刘琳而言,接受植物的死亡早已习惯。身经百战,关关难过,出苗之后还有炼苗——采取放风、降温、适当控水等措施锻炼幼苗。她还记得第一次种的尼泊尔黄花木,在苗圃温室里养了半年移出去炼苗,一个冬天全死了,两万棵只剩下两三棵。  


只能一切重来。他们估摸着,也许是太冻了,移栽的季节不对。所以趁尼泊尔黄花木苗还在温室时,偶尔摆出来在太阳下炼一会儿,结实一点再移栽。这些高原本土植物的繁育,没有前人的经验,“只能试着做”。  


像我今天搬运的金丝桃,出苗很容易,但不知道为何,小苗移栽时候容易死。所以他们摸索出了新方案:把袋子灌满土,种子点在土里,等苗长大了,直接把袋子撕开种进地里即可。  


我能看到的每棵纤纤金丝桃都是奇迹,历经生死。然而金丝桃并不属于珍稀物种,也没有进保护名录,刘琳、园丁师傅们费尽心力繁育的本土植物,最终要去哪呢?

04 修复


2023年8月30日,我跟着绿色和平团队在离香格里拉不远的一条公路看到,一些为修路炸开的山,裸露的地块上种了整整齐齐的杉树,可叶子发蔫发黄,在高寒的山里耷拉着。绿色和平的研究员不无惋惜地说,“这些树估计都是活不成的。”  


刘琳说,很多生态修复都是买外来树种,价格便宜,容易扦插,但很难适应当地环境,后期的维护管理也比较难,严重影响成活率。方晔解释,很多人觉得生态修复,就是一两年内检查验收时绿起来就够了。  
香格里拉在1980、1990年代遭遇过大规模商业采伐,2010年后,大家意识到了生态修复的重要性。但是方震东感觉,最初的生态修复“根本没有好的理念和思路,绿化公司按现成方案找现成树种,也不管植物能不能适应(环境)”。  


8月28日,我在香格里拉参加了一场关于生态修复的研讨会,来自云南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也认为真正的生态修复不是单纯种树和绿化:在黄土高原不顾一切地种树,不让间伐,森林过密会给水源少的地方雪上加霜;火未必是“万恶之源”,对于有的森林,火只是把表层烧焦,种子在火烧后给予时间,则会焕发生机。  


研讨会后,方震东带我们去看大果青杄——松科云杉属乔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他说,政策规定谁砍伐谁恢复,大果青杄被大量用来造林。建植物园时,有课题组也申请退化林地的植被恢复课题,在植物园种了300亩的大果青杄。刚种上时生长很慢,到一米后快速生长,果实红而光滑,观赏性很好。  


方震东忽然停下讲解,寻找记者,提醒我记下来。他接着说,香格里拉一处景点有一片大果青杄林地,相继出现病害、虫害。有一种云杉鳃扁叶蜂会把这个树的针叶全部啃光。另外有一种真菌病害,树叶莫名其妙开始黄,紧接着整个树干就干枯,树成片死亡。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也发生过虫害,但后来没有了,也许被其他的生物控制住了。  


但在很多地方,整片云杉被病害侵蚀,传入当地的落叶松。然而,本地云杉不会长这种病害。“我们跟林业部门建议,今后造林了不要用这个(大果青杄)种,要用我们本地的云杉。”

植物园里的大果青扦 梁静怡/摄

2006年,方震东领会到生态修复演替理论:植物群落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植物群落被另一个植物群落代替。  

从裸露地表开始,草种飞进来演变成草本植被;鸟兽把灌木和乔木种子通过粪便排在这里,演变成灌丛;乔木十几年后长成优势植被,变成森林;不同种类的乔木经过幼龄、中龄慢慢成熟,上百年后成为顶级植被。  

采伐开矿则是重新将顶级植被打回原始的裸露地表,如果没有人为干预,自然依然会重来一轮演替。而方震东团队尝试把上百年的演替时间缩短,比如依靠风鸟兽传播种子要数十年,人工播种插苗则只需几天。

演替的过程中,有的植物被称为“先锋植物”,它们很快萌芽,覆盖住地表。  

“比如我搬运的金丝桃?”我问方震东。  

“对,它算是一种先锋植物,在2000-3300米的海拔范围,在火烧地上能自然生长起来。”  

香格里拉植物园里的本土植物适应了高寒、恶劣的环境,在生态修复中,后续维护费低,也不容易受到病虫害影响。  

近年来,生态修复失败的项目纷纷到植物园请教经验。困于经营的植物园也找到生存之道,不再负债。

生态修复案例地恢复前后。  受访者供图

我去了一片生态修复的案例地。这里曾经因造桥而成为裸露的荒地,石灰岩、碎屑、碎石遍布。从2006年起,借助自然演替的理论,植物园培育的高山松苗、尼泊尔黄花木、皱叶报春、云南沙棘已渐渐成为先锋植物,“占领”了裸露地表。现在,被风吹来的杨絮也在此落了根,长成杨树。  

远处,天葬台的人骨已成碎块,红嘴鸦在松赞林寺盘旋。被人破坏的山野植物慢慢恢复,普通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岁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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