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媒体：凤凰周刊 记者 周世玲 编辑 卢伊
采访对象：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 刘君言
对很多人来说，“水深火热”“七上八下”成了今年夏季的代名词。
今年登录我国的最强台风“杜苏芮”带来的大雨接连下了几天，打破了北方多地日降水量的历史纪录。短短三天，京津冀地区就下了足有全年1/3降水量的雨，降雨时长和雨量均超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进而引发洪涝灾害。车辆被山洪冲走，房屋被洪水淹没，被困人员乘救生艇撤离的场景，因此罕见出现在了华北和东北地区。
在此之前，全国多地也刷新气温新高，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有分析形容为“12万年来最热的7月”。极端高温下，有关“热射病”“中暑身亡”的多个话题也在今年炎夏被反复提及。
全球同此凉热，基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近几年极端天气频发。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仅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全国就出现7次暴雨过程，暴雨区域集中，极端性强，华北多地日降水量破历史纪录。同时，全国平均气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其中华北、西北地区气温偏高明显，新疆多站日最高气温破历史纪录。
据预计，入秋后，9月降水明显偏多、气温明显偏高的情况仍将在多地持续。如9月5日台风“海葵”登陆后，福建多地打破观测史单日降雨纪录，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此外，今秋预计还将形成一次中等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峰值或出现在10-12月。
明年会不会更热？暴雨洪涝会不会更严重？极端天气会不会更多？在受访专家看来，这些都不能很肯定地下判断做结论，“只能说可能是一个更高的概率。”近年更为高发的极端天气背后，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等应对正在提升，但仍存在很多不足，包括应对洪涝灾害的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预报精度，应对高温健康风险的基础设施保障等等。
毋庸置疑的是，极端天气正在给我们的生活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从政府到个人，或许都需要更多的行动。
现状：极端天气正成“新常态”
对大部分北方人来说，台风能带来今夏这个规模的暴雨洪灾，一开始是没想到的。
早在7月28日，台风“杜苏芮”就登陆福建沿海。对此，福建、广东多地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列车停运、轮渡停航。台风袭击之下，狂风呼啸裹挟雨水，房子摇晃，体育馆顶棚彩板被掀飞，山洪暴发山体倾泻而下路灯瞬间被冲倒，并致福建88万余人受灾。
这个被称为史上登陆福建第二强的台风继续北上，暴雨规模超乎意料。京津冀多地陆续发布暴雨和防汛红色预警，及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和防洪排涝I级应急响应。
大雨接连下了两三天，7月31日起，陆续有网传视频显示，北京门头沟与房山遭遇洪灾，有路桥被冲垮，有人被洪水卷走，还有大量汽车被洪流裹挟着向前冲去。其间，有蓝天救援队队员前往房山一间地下室救援时发现，“几分钟之内水就淹到腰部了，雨进去之后人就无法活动了，无法逃生。”
那两天里，两区大部分区域通讯中断，由于家人长期失联，多人在“京津冀暴雨求助信息统计汇总表”中填写求助信息，希望能尽快获得家人获救平安的消息。
数据显示，本轮降雨时长和雨量均超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110余条河流因此发生超标准洪水，多个分洪区启动，有水库建成以来首次动用以蓄洪。多个飞往北京的航班一度备降外地机场，三列列车滞留，其中列车K1178滞留70余小时，其间需要直升机空投物资。
据北京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8日24时，此次洪涝灾害致北京近129万人受灾、33人遇难、18人失踪，房屋倒塌5.9万间、严重损坏14.7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2.5万亩。
除了北京受灾，河北多个城市也发生洪灾，因灾损失严重。
如坐落于涿州市的北京西南物流中心、全国重要图书仓储基地，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的仓库受损，其中中图网400万册图书被淹没浸泡，损失或超3亿码洋。此次启用蓄滞洪区，涿州所在镇县居民撤离过程中，也出现通知或撤离不及时、救援对接混乱等乱象。而邢台临城县那几天则下了相当于两年量的雨水。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河北累计转移群众175.75万人，其中蓄滞洪区97.84万人，因灾死亡29人，16人失联。全省388.86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31.97万公顷，其中绝收13.15万公顷，全省直接经济损失958.11亿元。
但台风影响还在北上，东北出现强降雨，黑龙江、吉林多地遭受洪灾，松花江亦发生2023年1号洪水。截至8月6日，哈尔滨12区县遭受洪涝灾害，截至7日，吉林舒兰14人遇难1人失联。另据初步统计，五常市水稻种植面积约为250万亩，其中超过100万亩不同程度受灾。
接踵而至的台风“卡努”虽未直接登陆，但仍给东北增加了防汛抗洪压力。
在这场140年来最大降雨前后，重庆万州、杭州富阳、西安喂子坪村也先后遭暴雨袭击，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截至发稿时，三地共致46人死亡，8人失联。
进入9月，双台风“苏拉”“海葵”接连过境后，福建多地暴雨如注，福州、长乐、大竹岛均打破观测史单日降雨纪录。厦门也出现观测史上首次的连续3天大暴雨。
除了暴雨洪灾，今年全国多地也刷新气温新高。
5月起，海南局地气温即超过41摄氏度，刷新海南国家站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同月，继去年罕见连日40摄氏度以上，上海也早早开启高温日，其中徐家汇站最高气温打破该站150年以来5月最高气温纪录。
进入6月，华北、黄淮也连遭5轮高温天气过程，京津冀多地气温屡破历史极值，陆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端午期间，北京南郊观象台连续三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创下观测史上首次纪录。
当月北京出现热射病死亡病例，引发关注。该患者系一名57岁老人，发病前曾在午后带娃在户外活动，回家后虽有中暑症状，但仍处于没开空调的西晒房内，直至“叫不醒”才被送医。
北京急救中心6月底信息显示，转运中暑相关病例增幅明显，尤其是一些热门景区周围，中暑发生率较往年增多。同期部分医院急诊科平均每天接诊6名热射病患者，数据接近往年七八月高峰时段。
高温延续到7月不减，多地高温日创历史新高，再度出现热射病患者。引发关注的另一例是，一名北京地接导游在颐和园中暑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
实际上，早在7月初，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数据显示，盛夏我国气候状况为一般到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阶段性强降水、暴雨洪涝、高温热浪等灾害较重。
一再被打破的气候纪录，和越发显现的生活影响，让人们比以往更关注全球气候议题。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2015-2022年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八个年份。中国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水平，2022年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三个最暖年份之一。
《蓝皮书》指出，1961-2022年，中国极端高温事件频发趋强，极端强降水量事件增多，气候风险指数呈升高趋势。2022年中国极端高温事件频次、高温和干旱风险指数均达1961年以来最高值。同时，极端日降水量事件频次呈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增多18站日，19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中国的台风平均强度波动增强。
随着高温极端天气逐渐“成为新常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示：“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已然到来。”
走向：气候变化与厄尔尼诺共振
今年以来的高温热浪程度是否高于去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殷杰表示，“当然”，已有明确的统计结果可以显示这个结论。
不过他也指出，近年来连年高温，不代表明年会比今年热，也不能下判断明年的台风暴雨洪水会比今年多。更准确的说法可以是“波动上升的趋势”，即在一个几十年或上百年的时间尺度上，总的规律呈现出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今年高，明年可能低，或者连续两年高第三年又低了，它是一个波动的规律”。不能下判断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现在最难做的是中期预报”。
值得注意的是，《蓝皮书》显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联合国防灾减灾署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1世纪前20年，中国是报告气候灾害次数最多的国家。一项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的研究也显示，北京是全球极端高温热浪存在地区脆弱性的地区之一。
在上升趋势之余，世界气象组织于7月4日宣布，热带太平洋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9月6日，赤道中东太平洋仍维持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峰值或在今年10-12月期间。国家气候中心信息显示，厄尔尼诺的出现，会造成区域或全球的气候异常。上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发生在2014-2016年，2016年创造了全球历史最暖纪录。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气温的影响通常在其出现的第二年逐渐显现，2024年可能会更明显。
不过，受访专家对这一推测持谨慎态度。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研究员陈迎分析，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强度和频率正在增加，不要孤立地看一次极端天气。但她认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叠加共振，灾害趋势风险更大，虽不能预测明年一定更热，但变暖概率更大。
殷杰也认为，厄尔尼诺只是一个规模、尺度较大，影响时间相对较长的气象现象，全球气候、降水、温度并不只由厄尔尼诺控制，而是其他很多影响因素综合的结果，只是说如果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明年更热）可能是一个更高的概率”。
厄尔尼诺带来的威胁远不止高温一项。
有专家分析指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降水传统意义上“南涝北旱”的回归，而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背景即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人因而担忧，短期内是否需要警惕和提前防范类似灾害再度发生？
殷杰对此仍持审慎态度。他认为，高温和强降水年年都会有，但发生的时间地点跟洋流、大气环流、副高等大的气候格局有关，也跟小的具体区域强对流天气有关，而后者非常难以确定，“很难说是会怎么影响，或者说到底在具体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间出现。”
在殷杰看来，温度和降水这两个气候事件最相关的指标中，主要的灾害还是洪水，如极端的暴雨洪涝或者大的流域性洪水。往往在厄尔尼诺年，大的流域性洪水或会更显著，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就是一个跟厄尔尼诺时间能对得上的典型事件，而没有厄尔尼诺的年份，通常则更多的是短时强降雨或台风过程降水等造成洪涝事件。
“但是都不一定。”殷杰称，“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这样一个规律，不管是统计规律还是物理上的意义，其实并没有。我们只能说未来的气候条件趋于恶化，或者说趋于极端化，趋于突发性。”
此外，针对近两年“南涝北旱”“北涝南旱”等说法，目前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共识。从IPCC报告或者气候模型模拟结果来看，随着温度的升高，未来在全球或我国确实存在北方降雨增加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南方洪涝就少了，“只能说总体有这样一个规律，可能未来北方地区降雨导致的洪水会较之前偏多。”
殷杰提醒，由于现在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多，各方面报道情况更多，导致人们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气象灾害知道得更多，而并不是灾害比过去更多、更严重，实际上现在灾害财产损失伤亡，尤其是伤亡人数已比过去大大减少。
应对：预警和响应能力仍待提高
殷杰认为，相比“7·21”北京特大暴雨，这次京津冀暴雨洪灾跟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非常像。
从程序上，两次都是大雨后造成了洪涝灾害影响。而从成因上讲，两次暴雨都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有关，只是这次还受偏北的副热带高压影响，导致环流进一步北上。
不过殷杰感觉，这一次从预报预警手段到应急响应处置能力方面均有显著提高，根本原因在于，“上次的教训太深刻。我明显地感觉到2021年郑州暴雨之后，这一两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对于这种自然灾害的应急预防都非常上心，非常重视。”
不止是政府，那场暴雨也给了民众很大的教育，“大家明显感觉当回事儿了。”
身在北京的陈迎感觉，这次京津冀暴雨中，从预报准确，雨天通知不要上学上班，到在桥洞、地下过街天桥标注水位线，地铁站口放置沙袋阻拦来水等基础设施完善，各项准备防范措施很多，城市应对灾害的能力有进步。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刘君言也有类似的感受。较之2012年，北京城区应急管理有提升。她住在三环附近，附近的涵洞底下有工作人员抽水、盯窨井盖，防止堵水和有人进到积水涵洞里。
但相比城区，这次灾害的影响更多显现在北京郊区和周边地区，成为气象灾害预警应对的薄弱环节。这与她跟进“气候风险项目”时的观察类似。
2022年6月，我国发布《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35》，提出到2035年，气候变化监测预警能力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气候风险管理和防范体系基本成熟，重特大气候相关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显著提升，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但刘君言发现，文件下发后，落到各地“（细节）还是没有理清楚”。此外，不同地方应急能力不同，北京主城区虽然很大程度暴露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下，但“有能力去应对”，而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差，且应急响应能力没有跟上，导致风险更大，影响更重。
因长期从事极端天气分析、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的研究，殷杰关注更为具体的应急处置。他也认为这次仍旧暴露出很多问题，应急预案是其一。
“因为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应对预案，虽然（地方政府）重视了，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干。”比如怎么疏散群众、往哪里疏散、哪些地方可能受灾、哪些房屋或人群会受影响等。殷杰分析，现在的预案还是没有基于实际的风险评估和预警结果，可操作性不强，“如果早就做得很好的话，洪水来之前，就应该把群众疏散到避难区”。各个部门的联防联控协调是其二。
他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目标。毕竟自然极端天气事件不可避免，且本身具有自然节律，没办法进行干预，但灾害是可以通过努力预防、提升应对能力来降低影响和损失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应对。“我们希望最后不光是预报预警，后面的应急预案、应急处置，都要从科学的角度做好规划设计。”
补缺：改造需要循序渐进
除了应急响应的不足，刘君言认为短板还包括基础设施的不足。基础设施要提高到什么标准，首先要做风险评估，但“从风险评估到城市建筑建设的标准提升，这一步还没有发生”。
她所指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规划、建筑建设等，“比如应对城市内涝，用的词语还是‘能应对50年一遇或100年一遇（的暴雨）’，但现在早就不是50年、100年一遇，是每年都会遇到，建筑标准如果不提高，就不要谈基础设施的改善了。”
谈及《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35》，其中一点她觉得不足的也在于，落到地方层面，缺乏足够细致的气候风险预判和评估，再相应做适应规划。他们在做相关评估工作时会感觉到，“做到区县级已经是非常细了，数据不支持再往下（做评估和规划）。”对于门头沟这样面积的区域，有山地、平原、沟谷，又有城市聚落，会很需要更细致评估，但据她了解，目前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做到这个程度。
殷杰觉得这些改造要循序渐进，不可能很短时间内把所有的问题解决。
“虽然说了这么多年，还是城市看海，但本身是有一点一点的改进。”他以城市内涝为例，上海全市有上千个积水点、易涝点，不可能一下子全改造完，但每年可能改造一二十个。他在上海生活快20年，能明显感觉得到越来越好，原来很多地方一下雨就淹得一塌糊涂，现在下同等规模的雨“感觉好很多”。
此次京津冀洪灾前，殷杰刚去过房山。就他了解，门头沟和房山有山地、丘陵，一下雨就是容易且很快能形成山洪，山区里的房子必然面临洪涝风险，不是短时间就能简单解决掉的问题。很多位于山区的城市城镇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殷杰以前曾到温州调研，当地经常有台风登陆，降雨很大，“那个地方老百姓都适应了，每年都会被淹两三次”。尤对于住在山脚下的居民，由于一下大雨，山上的水就会涌到小镇上，一旦预报台风，他们就提前储备几天的物资，把人和财物转移到二层三层，等水退了，打扫打扫又恢复生活，“这是他（们）的一种适应性”。
他认为，不能指望政府仅通过改造河道、加固山体就能解决问题，“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而且也不知道灾害哪天会从什么地方来、影响哪些地方。
近两年，国家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其实就是摸清家底”，了解哪些地方有风险，哪些地方有危房等等。有了这些数据后，再一点一点地去改造、改进甚至搬迁，“但这些都不是一年、两年，或者五年、十年能一下子就全解决的。”
此外，殷杰虽然认可预报能力有所提高，但仍觉得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早在“7·20”郑州特大暴雨后，他接受本刊采访时就建议，气象预报需要提高精度，他认为这次仍旧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有气象预报，没有洪水预报。”尽管此次京津冀暴雨期间，北京市水文总站针对部分流域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天津市水务部门也逐河系滚动发出洪水预报，但仍缺乏对具体哪些地方会发生洪涝灾害的预报预警，“现在还没有业务化的东西。”
就殷杰了解，相关部门正在进行相关工作，国家减灾中心也正在建设全国的洪涝预警系统，“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调试。”
防护：健康风险亦值得关注
气候变化下极端天气频发，高温热浪带来的健康风险也需着重关注和应对。
2020年起，《柳叶刀·公共卫生》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联系的报告。通过报告中的各项指标发现，全球的持续升温正对中国各省份的人群健康和福祉带来巨大威胁。
如2020年版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热浪相关死亡人数上升了4倍，2019年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68万人。
2021年版报告显示，2020年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了约92%。此外，中国每个地区都面临着特定的健康威胁，其中，广东省热浪导致的过早死亡、劳动时间损失和登革热风险，四川省的洪水和干旱风险，辽宁省和吉林省的野火暴露风险等相关健康风险快速上升，令人担忧。
2022年版报告则显示，前一年热浪相关死亡仍然不减，76%的热浪相关死亡发生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身上，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气候变化对这一人群造成的疾病负担也会迅速增加。
除了健康风险，已有研究显示，人类58%的传染病在某种程度上曾因气候灾害而加剧。
对此，《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工作要点》首次明确纳入气候相关的内容，《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35》里也增加了与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相关的更具体、更全面的规定。
不过，前述柳叶刀2022年版报告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进展喜忧参半，包括在国家层面，我国依然缺乏专门的健康适应计划，也没有开展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全面评估。
刘君言介绍，健康风险评估得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基础设施、湿球温度等。如北方地区建筑设计多为保温，窗口较小、墙体较厚，高温来袭时，无法很好地降低室内温度，而南方城市多有应对高温经验，建筑设计应对极端天气能力好一些。而高温带来人体健康损失，既要看温度，也要看湿度，湿度很高时的36摄氏度和干燥环境下40摄氏度以上高温造成的健康损失可能是一样的。
关于高温应对，刘君言更关注基础设施的保障不足。
他们做过“荫蔽指数”相关研究，发现很多城市提供遮阴的区域存在不公平性。她留意到，今夏高温中，有些地方为户外工作者开放了一些公共场所用于避暑，但仍属个例，“如何做到更多地推广，这些需要被系统化。”
另一个基础设施不足体现在电力系统。这两年高温时都出现了地方的电力短缺，“电力系统没有很好地为这些极端天气事件做准备，不够有弹性。”
面对极端高温和由此带来的中暑甚至热射病风险，个人应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多地气象和急救中心发布提示，建议出门做好防晒，尽量避免在烈日下活动，特殊人群尽量避免外出，最重要的是多喝水。
刘君言觉得相关提示建议已经很充分，她更关注提示之外的保障。如高温预警附带个人防暑建议，会提醒大家不要出门，“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因为职业等因素）我必须不得不出门。”其中，户外工作者更容易遭遇职业损伤，城市建设能否向这些人提供保障，企业用工安全能否有强制性措施去支持，值得关注。
此外，气象预警也可以更为直白，因为大部分普通公众不是专业人士，“不仅仅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红色预警，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
面对气候变化，个人能做什么？刘君言感觉现在有关讨论都集中在几个倡导行动上，包括节能减碳、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减少消费等。她觉得这些倡导行动有作用但不大，因为大部分人的消费是为了生存和生活，较之末端的个体，供应链体系的上游更需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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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慧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传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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