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

把镜头拉进,我们才能看见宏大叙事下具体的人:非虚构工作坊回顾

2023年1月10日

2023年的第一场线下活动,绿色和平“中国环境故事网络”项目联合中华环保联合会、故事FM于1月5日举办了一场工作坊。我们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与真实故事计划、人物杂志、GQ、澎湃新闻、声东击西的非虚构界一线工作者,共同围绕“不确定的时代,记录真实的改变:气候变化下的非虚构故事”的主题展开探讨。

气候变化议题不是只包含宏大的、技术的和政治的话语,而应该有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人文的温度。如果你也想近一步了解如何把“人”放到气候议题的中心,用真实的、当代的、有力量的故事,帮助具象化系统危机下脆弱的个体经验,寻找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实践,相信你能从下面的内容回顾中找到行动的希望与路径。


“用附近去搭建公共与个体之间的桥梁,用行动对抗无力和焦虑感”

分享嘉宾 刘君言 / 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 

大家去描述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描述它的公共性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不一样的表述。我们会比较经常听到,一种声音是声音特别洪亮,特别宏观,也是我们主流媒体气候变化报道中间最常看到的,就是关于气候变化宏观的、政策的、技术的、整体性目标的论述。另外一种声音在慢慢起来,但是它还比较小,它是关于个体的需求,个体多样化诉求的。

前一种,我们可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面看到,或者当我们去表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当我们去表述一个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时,都用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描述它。

后一种,个体的记录和表达。我们过去几年就采访到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个体的声音。比如来自重庆的摩托车手叫吴朴慧,大家叫她戴红蝴蝶结的姑娘。她在重庆山火的时候骑着摩托车给山上救火的队员一遍一遍地去运送物资。还有来自婺源的阿呆,2020年的时候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非常严峻的洪涝灾害的影响,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看到的是淹没在洪水中的村庄和农田。

在我们现在的主流论述里面我会注意到,这两种声音是非常不平衡的,一种声音很大,很响,每天都可以看到;另一种声音非常小。他们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断裂的,我们要思考,怎么把这个断裂的桥梁重新搭建起来。

我们在气候变化领域大家知道我们经常会讲很多二元对立的话题,应对气候变化是和发展对立的,应对气候变化是和我的个体诉求对立的,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的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和我的就业生存、我的安全用能需求是对立的。

这个对立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想我们在做整体性目标为核心为导向的政策确立的时候,它把个人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忽视掉了。

在这样一种状态,就形成了公众去认知气候危机的第一重障碍——“与我无关”。无法满足我诉求的事情我为什么要管它?我们希望让气候变化的公共讨论中间的另一端的声音变得更大,变得更响亮,从而能够让它和我们去做的这种整体性目标,我们做的这种更自上而下的政策的导向整合到一起、并得到更多响应。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主流的特别是目前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在中国的公众的行动倡导,它好像在往退回到非常私人的领域。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在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产业部门去倡导的个人的行动的一个关键词的抓取。包括“节能”、“购买”、“回收”、“公共交通”等等,它缩回到个人行为非常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去了。“保护”、“举报”、“法律法规”、“建议”、“文明”等,这些词好像也没有把个体的行动导向到一个公共空间,没有提供一个更具有指导性的方向。

这其实也是造成了我们气候变化认知气候行动的时候第二重障碍,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行动特别无效。所以绿色和平在去年的COP27上也发表了《公众气候行动手册》这么一个手册,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开放的地图,带领我们去探索更多在地性和多样性的个体行动,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往前走,去找到自己的“附近”,并且在这个“附近”中、在自己的社区和社群里面,找到我们行动的力量。

为什么要讲社区和社群?它是介于公共或者是社会和个体中间的一个尺度。这个尺度里面,我们可以把个人的行为往公共议题方向拉一拉。

通过我们在舆论中间把这个公共政策往个体的利益方向拉,在行动中间把把个体的行动往公共领域去拉,我们想要去做的就是找到中间这个桥梁。


“把一些个体的声音呈现给大家,这是我们作为媒体人的一个责任。”

分享嘉宾 爱哲 / 故事FM创始人

我这次梳理了一些尤其是今天在场的几家媒体曾经做过的一些气候报道,里头有几个常见的个体的视角,其中第一个是受害者,第二是职业相关者,第三是先锋。

首先受害者,举个例子,像澎湃做的气候之症,他们在年底的时候采访了4位受害者普通人,他们分布在江西、重庆、贵州这种受高温干旱影响比较严重的地方,还有北方的内蒙古通辽,受暴雪影响比较厉害。

然后是真实故事计划出品的《寻找邹德强》。在郑州水灾的时候,他是上海出差到郑州的人,结果他进了地铁之后就消失了,他的家人、朋友迅速组织了一个寻找他的救援团队,几天之后找到了他的遗体。

第三个是郑州暴雨的事件,这是GQ当时几位记者去郑州做跟踪报道,以时间为主线。

职业相关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从事相关的一些职业,《人物》在去年的时候做了森林消防员的故事,当时重庆火灾的时候相当于是把云南这支消防队调到了重庆帮助救援,讲述了这支救援队背后的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最右边这个是2021年底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央视要跟着我拍摄一个声音创作者的故事,我想这样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可以通过他们进入到一些新媒体不可能进入的场域。我进去之后跟着一个护林员体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有的护林员要在里面生活几个月才能出来,工作非常辛苦,也是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工作。

先锋类的这一种可能跟职业相关者是有一些重合的,但是我定义的先锋一般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出于自己的兴趣来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是在2020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不消费主义者生存手册》。这个主人公她因为不消费,所以节省了非常多的钱,拿着这笔钱去新西兰去学动画设计。在那她发现了一个新的宝藏,发现在自然中可以找到很多的食物,比如说蘑菇、韭菜、果子,完全可以不消费可以生活下去。然后她有一个咖啡罐,她一年消费的塑料只装满了半罐。

《种珊瑚的西西弗斯》也是真实故事计划做的。他们采访的是一群放弃了高薪,在深圳浅海区域去种植珊瑚的事情。这个有点西西弗斯,因为珊瑚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会死掉,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故事。

我们作为媒体可以在气候议题上做一点什么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呼吁大家用多种媒体的形式来做一些联合。我举个例子,这是英国卫报做的三期系列的播客节目,他们请了萨尔威亚的一个记者从他非常个人的视角来讲当时两次台风是如何影响到他们岛的居民。卫报这次报道是有视频、文字、音频。我作为播客创作者,尤其推荐大家把播客融入进来,播客尤其擅长情绪化的一面。

其次,国际媒体人之间的协作很重要。这个案例是港大的陈老师发起的环境报道联盟,做的一组关于非法的穿山甲消费的报道。这样的报道非常必要,因为很多环境议题实际上消费端在中国,所以在中国这一层把这一面呈现出来,的确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再有,我觉得需要学界、公益机构和媒体的协同。如果要做个体故事,需要学界和NGO跟我们配合定位利益相关方,帮我们推荐那些适合做报道的个体。像这次重庆山火的时候,绿色和平也推荐了救火的志愿者给到我们。

官方机构还可以帮我们做突破,学界和NGO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可以帮我们做这个推荐。前一段时间我想去做中国航天员航天中心的采访,只能跟央广合作才能去做突破,所以需要大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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