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袁瑛 绿色和平中国总负责人，首发于《南方周末》2022年11月20日。
相比上一届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本届气候大会只能说守住了“基本线”没有退步而已。毕竟在逐步淘汰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在内的化石能源目标上，以及进一步提振减排雄心和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的表述上，本次气候大会还没能做出实质性的进展。当气候谈判裹挟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后，可能会带来更多虚假解决方案的出现——貌似是解决方案但其实存在各种漏洞，这将会极大延迟气候问题的真正解决。气候谈判进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等议程上，分别有着各自的内驱力和动力，这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好消息。
埃及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0日凌晨4:50（北京时间11月20日10:50），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第二十七次大会（COP27）正式落下了帷幕。喧嚣了两周的沙姆沙伊赫终于回归了本该属于这个西奈半岛南部小城的平静。
每天载着我们从酒店去会场的司机穆哈默德心情复杂地说，“你们走了，我可以放个假回开罗看我的妻子和孩子了，不过我的生意也没了。”心情复杂的，又何止穆哈默德，还有两周前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大会现场的上万名气候倡导者。
“有限”成果
本届气候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各国就损失和损害资金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近200个缔约方同意设立损失损害基金，以向遭受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国家和社区提供重要支持。
站在整个气候谈判的进程和目前步履维艰的全球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来看，这一“有限”成果，已属难能可贵。2015年各国在法国巴黎COP21围绕“2℃”形成共识，并签署了《巴黎协定》，2021年COP26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则进一步为《巴黎协定》的落实达成了实施细则。一切就位，就等实施。
正因如此，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落实”的重任，而落实的第一要素就是“资金”。众所周知，“资金”问题是气候谈判进程一直以来的最大卡点之一。加之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欧洲天然气短缺，以及全球粮食安全等问题挥之不去，各国就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共识，正如绿色和平东南亚总干事Yeb Sano所说，这标志着人类为气候正义努力的“新曙光”。
当然，留待下届气候大会甚至是未来气候多边进程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包括损失损害基金“谁来支付”以及“谁可以拿钱”等更重要的细节问题，也包括已经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承诺在2025年前增倍的气候适应资金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此外，也有“老大难”问题——发达国家已经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金气候资金的落实等等。
相比上一届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本届气候大会只能说守住了“基本线”没有退步而已。毕竟在逐步淘汰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在内的化石能源目标上，以及进一步提振减排雄心和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的表述上，本次气候大会还没能做出实质性的进展。
“谈钱可以，不过先谈我关心的议题”
钱从哪里来？谁应该付钱？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是目前“落实”《巴黎协定》和《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的前提。
这几年的气候谈判越来越体现在两大问题上的分歧和平衡：发达国家认为更多的国家，尤其是主要排放国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出资助力气候行动；发展中国则强调发达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紧迫性，应该尽快落实已经承诺但却未曾履行的资金支持，包括长期气候资金支持和气候适应资金。
因此，各国谈判代表在谈判桌前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为：“谈钱可以，不过先谈谈我关心的议题”。
比如，欧盟最关心减排计划的进一步推动，包括深度减排要分解到到行业和部门目标等；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则最关心损失损害资金机制的落实问题，态度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和化石燃料公司应该为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进行赔偿；中东北非包括主席国埃及和下一届气候大会主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心的则是天然气要作为“过渡能源”被保留发展的空间；G77（77国集团）则跟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一起，在要求损失损害赔偿的同时，也强调发达国家长期气候资金和气候适应资金的落实；美国关心的议题则是：出钱可以，但其他主要排放国也得一起出，以及如何从市场机制撬动资金，等等。
可以看出，各国在气候谈判场上的诉求，背后有着太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平衡”的考量。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当气候谈判裹挟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后，可能会带来更多虚假解决方案（false solution）的出现——貌似是解决方案但其实存在各种漏洞，这将会极大延迟气候问题的真正解决。
例如，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在COP27上高调宣布的自愿碳交易市场机制，希望能够扩大针对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项目的私人资本投资，就被指责为美国在转移外界对其应该承担和落实的长期气候资金的承诺的注意力；又例如沙特阿拉伯政府与国内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Aramco）推出的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和碳封存中心，声称在2035年前捕捉和封存4400万吨二氧化碳。令人诟病的是，这一数字与这家盈利高达424亿美元的石油公司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比，远远不值一提。有环保组织做了相关的统计，本次气候大会共有六百多位来自油气行业的CEO和游说者，这个“油气代表团”的规模已然远远超过了很多国家代表团的规模。
长远有进展，进程仍需提速
气候谈判场上的谈判话术可谓年复一年的重复，在常年跟踪气候大会的人身上，经常能感受到他们的疲惫和挫败感，“所有人都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失望的背后，也是因为气候大会场内谈判的复杂和缓慢进度，与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强度和频率所带来的紧迫感，已经严重失衡。
若将全球应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时间维度拉长，COP27仅仅是一个很小的节点：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国际社会首次开会讨论全球环境和发展挑战开始，可以看到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组织（UNFCCC）的成立，到《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再到《巴黎协定》这一全球第一份覆盖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减排协定，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还是在缓慢且显著地进展。从这个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貌似我们可以乐观一点。
然而，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也在过去十年不断给人类敲响警钟。2022年，我们目睹了巴基斯坦1700多人死于洪涝灾害，中国、非洲和美国西部大面积干旱导致农作物枯萎和农民巨大的经济损失。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报告发出警告：全球55个气候脆弱国家，在过去20年里遭遇的与气候相关的损失总计约为5250亿美元，约占其GDP总量的20%；到2030年，这一损失可能达到每年5800亿美元。
气候影响的危机和紧迫性，也反映在谈判现场的议程设置上。近几年来，“气候适应”问题已经成为气候谈判的重点之一。曾几何时，气候科学家和环保组织对于“气候适应”还讳莫如深，认为谈“适应”问题会减少和转移人们投入“减排”的努力，后者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损害，已经不得不要在减缓的同时要求人类做出适应，甚至对已经发生的损失损害进行赔偿和救助。这本身，已然是气候危机加重的最好诠释。
各国转型内驱力：乌云周围的“金边”
所幸，国际气候谈判仅仅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战场之一，更多的 “战斗”则发生在各国国内。气候大会达成的成果更多还要靠各个缔约国落实，气候谈判进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等议程上，分别有着各自的内驱力和动力，这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好消息。
以欧盟为例，虽然饱受俄乌冲突带来的天然气供给不足和价格上涨诸多挑战，能源转型进程暂时受挫，但其从未停止，转型甚至“被迫”提上了“加速轨道”。作为指导欧盟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纲领性战略——2019年年底宣布的《欧洲绿色协议》，与旨在促进多元化国际能源合作的REPowerEU(可再生能源赋能欧盟)计划一起，一方面引导欧盟努力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解决短期的天然气供应问题，另一方面也在长期战略上大规模削减石油、天然气使用，提振可再生能源使用。
中国政府同样出台了引导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包括2021年出台的《关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在这些顶层设计文件的指导下，国内的低碳转型进程开始下沉到“地方”和“产业”：一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发挥优势，正在率先实现地方碳达峰，推动更多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另一方面，产业脱碳进程也在加速，从能源到交通、工业制造、建筑等重点排放部门，都在陆续出台碳达峰行动规划。
在气候行动上，来自地方政府和产业的反应是迅速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这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北京和天津以三产和高新科技产业为主，而河北仍然以高能耗产业为主，位于河北的河北钢铁集团在2021年就发布了《低碳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提出2022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重工业在努力脱碳的同时，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引擎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也站在了企业零碳转型的“第一梯队”。2019年至2022年间，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在内的9家企业设定了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现场，也见到了不少第一次参加气候大会、来自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新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