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京各界群众喜迎“阅兵蓝”，蓝天白云和帅气的战斗机再次刷爆朋友圈。但是，当天津爆炸核心区仍青烟未散，山东却又传来爆炸声：8月22日晚九时左右，淄博市桓台县山东润兴化工厂发生剧烈爆炸后引发火灾，截止目前已造成一死九伤。
淄博化工厂爆炸。图片来自网络
天津爆炸以来，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已经进行了痛定思痛的反思与分析，从事故问责到管理提升一应俱全，追问的力度也是空前的。
这番场景不由让人想起2011秋天那场因北京空气污染连续爆表而起的关于PM2.5的全民大讨论。在那场讨论过去4年之后，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已经出现好转的迹象，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正在从“APEC蓝”和“阅兵蓝”逐渐走向常态蓝。头顶着北京的一片蓝天，遥想同样已成为中国公众切肤之痛的危险化学品安全顽疾，我们可以从自己身上学到什么？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像雾霾一样，危险化学品安全问题光靠技术官僚关起门来搞“科学管理”是行不通的。此次天津爆炸事件，通过媒体抽丝剥茧式的调查梳理，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瑞海公司如何轻松地突破一道又一道制度防火墙，拿到一个又一个许可证，成功地把一颗“战术性核弹”安放在了小区边上。
从纸面上来看，这些“许可证”背后的规章制度，包括港口经营许可、危化品仓库工程安全预评价和安全条件论证、项目安全评价、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都是经过了反复论证、合理设计、统筹兼顾的，在形式上甚至和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都很接近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关起门来”惹的祸。再好的规章，没有外界监督与压力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变质变形。
2015年8月20日，天津塘沽。万科金域蓝湾，散落在小区里的玩偶。© Yat Yin/Greenpeace
此次天津爆炸事故有一个枝节非常有深意：事故一出，各路媒体与公众都去翻查项目的环评报告，以至于环保界的同仁都要出来叫屈，说主要矛盾不在环境影响评价而在安全评价。而恰恰是与事故最为相关的安全评价报告却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随着环保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公众关注，环保方面的信息公开相对于其他领域已属领先，不仅像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这样的关键信息的公开已经基本制度化，PM2.5等空气质量信息的公开也已经常态化。
信息公开所带动的全社会参与成为了雾霾治理的持续动能。当初若不是李克强总理强令环保部门公开PM2.5数据，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治理进展。然而天津爆炸事故暴露出的却是危化品管理信息的严重缺失与封闭，不仅附近小区居民无从得见安评报告真颜，消防员也不知道集装箱里的到底是什么。而比起PM2.5，危化品的相关信息更为人命关天。眼下最需要推动的，就是安全评价报告公开和危化品信息公开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把公众参与引入到危化品管理这个领域来。
另外，雾霾治理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表现出来的问题都是标，决策激励机制才是本，动不了后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变味。为了治理雾霾，国务院不仅出台了《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而且配套了一个《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被认为是中央的“大招”，为什么？因为它真正触及了地方主政官员的核心考量（“政绩观”），从而能够对他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个考核办法规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将作为对各地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意味着官员的升迁将与地方的空气清新度挂钩。在考核这根高压线的驱使下，空气污染治理在很多地方被推上了议事日程的顶端，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取代GDP增长成为主政官员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新的利害权衡指导之下，这些决策者要放行一个高污染项目恐怕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
相比起来，危化品管理这一块由于长期处于公众视野之外，其决策向经济发展、向行业倾斜的趋势仍较为明显。例如，2011年对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就有多处向行业“行方便”的改动，包括减少安全评价的频次要求（从原来的要求一年一次减少到三年一次），放宽内河运输剧毒化学品的禁令，乃至给予港区的危化品经营企业一定的豁免（不要求危化品经营许可证以及执行安监总局的重大危险源管理暂行规定）。这些政策倾斜与实际执行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使天津的灾难性爆炸成为了可能。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变的是坐在决策者位置的那些人的利弊权衡，使得在他们的天平上，“安全”被赋予更大的重量，就像“雾霾”一样。
天津爆炸核心区附近的楼房被毁。© 吴皓/Greenpeace
最后，雾霾攻坚战也告诉我们，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从源头而非末端入手。雾霾治理之所以能初见曙光，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能源结构的加速转型，从源头上减少了对煤炭等高污染能源的依赖。在危化品管理领域，重应急、轻预防的传统思维也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如果任由易燃易爆、高毒、致癌等化学品在各行各业的使用量无节制地逐年增长，让它们越来越繁忙地出入于我们的工厂、公路、河道和港口，那么就算配备再好再多的消防队和应急人员可能也无济于事。
作为一个化工“大而不强”的国家，对于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逐步淘汰落后的、高风险的有害化学品，努力避免、减少和消除这些“定时炸弹”的使用、生成和污染排放，可能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这一点上，建立现有化学品的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天津和山东的爆炸声提醒我们，危险化学品安全问题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影响公众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大议题。联合早报的评论员甚至预测：天津之后，中国公众的邻避运动将会“势不可挡”。然而就像雾霾问题一样，如此强烈的公众关注既可以是一种“负能量”，也可以转化为持久的“正能量”。我们并不需要总是去看着“帝国主义”的美国和日本是怎么做的，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也可以提供真正的宝贵经验。毕竟，今天北京上空的蓝天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