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0日。随着媒体连日来抽丝剥茧般披露出瑞海危险化学品仓库的更多细节，一个关键性问题愈发清晰——中国国内尚没有对危化品堆场与居民区的安全距离作出清晰的法律规定。绿色和平在此指出，现在媒体中常用到的“1000米安全距离”的依据是一部行业规范，并非来自《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而且仅涉及了与公共建筑、交通干线的距离。
被危化品包围的城市与民宅
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各类化工项目到底位于什么地方，它们离城市和居民的距离，是近十年来一个不断累积却一直未被解决的“老大难”问题。2005年松花江漏油水污染事件后，环保部启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行动，这也是目前为止公众已知的唯一、最近的一次化工风险排查。结果显示，总投资近10152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其中：布设于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区的占32.4%。布设于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10公里）内的项目就有280个。当时的政府就已经表示：“中国的化工石化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布局性环境风险，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明显缺陷。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有效风险防范措施，将无法遏制突发性环境事故的激增势头。”后也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有30％以上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存在周边安全距离不符合规定的问题。
危化品设施应该距离公众多远？
在此次天津港“8·12”爆炸事件中，绿色和平通过遥感影像和空间分析发现在天津港内有且仅有3家具有七类危险品存储资质的物流企业。除已发生爆炸的瑞海国际物流外，其余两家 物流公司的危险化学品仓库存在着和公共设施、交通干线以及居民区距离过近的问题，甚至存在离最近居民点不到600米的情况，且距离最近的轻轨站仅541米，而方圆3公里内有将近10个住宅小区存在。
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公路、铁路、水路）、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保持1000m。但是，危险化学品仓库与住宅、学校等人口密集区域、甚至饮用水源地的具体安全距离数据，并没有列出。目前，我国对于危化品的生产、储存、究竟应该离公共区域多远，基本属于“应保持适当距离”这类语焉不详，落实困难的模糊状态。由此看来，大家都在说的一公里，只是目前唯一可以拿来量化的数字。
国外对于安全距离的经验
欧盟于1982年通过了针对特定行业重大事故灾害的法规，即《塞维索法令》，明确提出：各国应通过土地使用规划的政策预防重大事故，减少事故损失，确保危害设施与居民区、公共活动区和特殊敏感或重要区域之间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赛维索法令》已于2012年出台了新的修订，即到2015年，欧盟的居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查询其附近的危险化学品工厂位置信息、化学品信息，以及对应的突发应急措施。而任何一家新的危化工厂的规划建立，居民都有权力通过法律途径提出质疑（包括工厂与住宅区域的安全距离）。
英国卫生与安全监察局（HSE）通过模型及方法计算出的“建议安全距离”（Consultation Distance）告知地方政府。具体来讲， HSE会比对过往爆炸事件进行安全距离的历史数据比对，根据具体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厂址、建筑设计等因素建立模型，评估“建议安全距离”，包括工厂附近的建议人口密度等信息，也明确定义了“内圈”、“中圈”以及“外圈”等距离数据。同时，HSE将通过模型及方法计算出的“建议安全距离”会告知地方政府。
在美国《联邦危险品运输储存法规条例》中，关于在危险品的存放地点和居民区的距离，对不同的危险品有不同的规定，甚至对储存危险品的建筑也有要求。（然而，2013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的化肥厂爆炸一案，爆炸点周边就有学校和养老院等设施，当时对于“安全距离”的探讨也将矛头指向了法规的执行力度问题上。）
但是我们也发现，国外很多化工厂距离居民区并不是遥遥不及。例如，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炼化一体化工厂与居民区距离为1.2公里；新加坡裕廊石化工业园与附近居民区的距离是0.9公里；东京湾东岸的千叶石化区占地26平方公里，距离千叶市仅8公里，距离东京不到20公里，且位于地震多发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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