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雁在多哈气候大会绿色和平“终结煤炭的黄金时代”主题边会上发言。
——本文于2012年11月29日发表于《南方周末》
一年一度的气候峰会于11月26日在卡塔尔多哈开幕。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到2010年的坎昆，再到2011年的德班，气候谈判每年如期而至，在复杂的技术议题和冗长的谈判细节之外，这些回合的磋商都传递出一个共同的、逐渐加强的信号——气候谈判当前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过渡期，然而进程本身却渐失信任和欠缺领导力。
多哈会议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京都议定书》第一、二承诺期之间顺利、无缝的延续。2012年是第一承诺期的最后一年。若要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1月1日即刻生效，多哈会议还面临着不少难题：众多发达国家的陆续退出；俄罗斯等国持有的大量来自第一承诺期的冗余配额（“热空气”）；《议定书》里大大小小的统计漏洞；第二承诺期的时间长短等等问题。
而欧盟愿付出多大努力保全第二承诺期，也是场内最受关注的动向之一。作为多边环境机制解决气候问题的最大拥趸和气候谈判进程的“发动机”，与美国不同，欧盟以相对较低的人均排放，实现了与美国相当、甚至可能比美更高的经济成就。2011年的德班会议上，欧盟开展了密集的同盟国外交，竭力打造自身气候领袖形象，并与中、印等国一起推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德班决议在超长“加时赛”后最终成型。
然而，在自身行动和《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欧盟面临内外掣肘。一方面，近年来，欧盟受到国际社会提升其2020年减排20%目标的压力，但是把目标提高到30%的动议在欧盟内部多次被波兰等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来源的成员国否决。在多哈，波兰的态度仍将成为欧盟立场的短板。另外一方面，在“热空气”问题上，面对坚持持有冗余排放配额是自己的政治权利、但却不肯加入第二承诺期减排行列的俄罗斯等国，欧盟的态度软硬也将是决定第二承诺期政治严肃性和环境整体性的关键因素。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诉求，在“热空气”、提高发达国际减排雄心等问题上，欧盟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之间如果可以形成合力，多哈会议将很有看头。
多哈会议的另一个要务，是完成自2007年巴厘岛大会以来“长期合作行动”轨道下的谈判任务，特别是为多年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技术、适应及能力建设等支持给出明确的交代。绿色气候基金今年的两次董事会已帮助这一机构完成了初步的组织框架建构。董事会同时决定将基金总部设置于韩国。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2012年快速启动资金结束后，如何避免出现资金“断崖”，保证绿色气候基金不会沦为一具“空壳”才是紧要任务。在全球经济依旧一片低迷时，即使不看长远——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仅仅是过去三年、未来三年发达国家能拿出多少钱来解穷国的燃眉之急？同时，在多哈会议上“长期合作行动”就要关闭，气候资金这样的重要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安置，不能不了了之。因此，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施压依然不可或缺。
多哈大会的最后一项、同时也是与中国自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内容，是为2015年达成涵盖所有主要排放国的后2020全球气候协议作出准备。在这个德班启动的新“平台”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开始高涨。几年来，许多国家已经习惯将中国当作自身不作为的挡箭牌。人均碳排放相当于中国三倍的美国，似乎看准了一条“美国不动，中国亦不会动，反之亦然”的铁律，试图在现今、乃至2020年后的承诺及其法律形式问题上与中国保持“对称”。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美国的捆绑战术屡试不爽；欧盟实际上也常常如法炮制，无形中产生了转嫁矛盾、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特别是引起以小岛屿国家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联盟为代表的、最直接气候变化受害国的不满。
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今年在多哈举行第十八次峰会。
在多哈，随着“德班平台”下2015年新协议谈判的正式启动，这种情境与德班会议后凸显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演进叠加，也将在未来几年的谈判中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若承担与之能力相适应的气候领导力，有可能彰显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并推动其他关键国家扭转气候政治当前低迷无力的局面；中国若退缩，则将作为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承担空前的国际压力，而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边进程也将更加前途未卜。中国何去何从，正前所未有地左右着气候谈判的命运。
面对压力，气候谈判的进程要求中国对这一多边机制做出比以往更为开放和积极的解读。一方面，中国应该妥善管理国际社会预期，避免成为其他国家不行动的把柄；另一方面，在背负压力的前提下也应充分意识到，这种处境赋予了中国在缺乏领导力的多边机制下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与此同时，摆脱“替罪羊”困境，最好的出路是自身扎实的节能减排工作。国内气候立法、碳交易试点、能源总量控制及结构调整等政策准备充分、目标明确，才能让中国在建构全球气候协议新秩序的过程中底气充足。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专员 李硕，李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