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能源税的设计基础源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外部成本内部化思想。环境税（包括能源税、碳税等）的核心在于将污染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计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中，从而改变行为。如世界银行指出，碳定价通过对每吨排放收税，将公众承担的作物减产、健康成本等外部代价与排放源挂钩，使排放者自行选择减排或缴费，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减污目标。^[1] 这种税收是典型的庇古税（Pigouvian tax）思路，目的是“谁污染，谁付费”，迫使企业内化其生产和经营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可将税收收入回收用于降低劳动税率或补贴低收入群体，以实现“双红利”或缓解再分配效应。

瑞典自1991年实施碳税以来，到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下降了27%^[2]，其中家庭取暖和工业设施减排最为显著。据瑞典环保机构评估，碳税和可再生发电（如水电、核电）扩大共同推动了排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