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气候移民问题已成为全球性危机。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迫使全球2.16亿人在本国境内迁移，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太平洋、南亚等地受影响最深^[1]。例如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预计将涌入300万气候移民，加剧城市资源短缺与贫民窟扩张问题^[2]。气候移民主要由海平面上升、干旱、极端天气等驱动，2022年因自然灾害流离失所者已达3260万，较十年均值增长41%^[3]。这类迁移不仅限于人类，近半数的物种都会迁移到气候更适宜的地区，而迁移的速度则决定了它们能否在未来气候条件中存活下来^[4]。

气候移民问题与社会公正紧密交织。首先，气候脆弱地区往往经济落后、抗灾能力弱，形成“贫困-环境退化-迁移”的恶性循环。其次，移民接收城市的资源分配矛盾激化社会不平等，如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20% 居民生活在贫民窟^[5]，新增移民将进一步挤压公共服务。更深层的公正性体现在“污染者未付费”悖论：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将高碳生产链外迁，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成本。国际社会呼吁将气候融资与移民安置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但权力结构失衡使实质性进展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