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海啸，进而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事故，事故造成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为了冷却融毁受损的堆芯，核电站引入海水给反应堆降温，再加上渗入反应堆的地下水及雨水，具有放射性的核污水持续不断产生。2020年每天平均增加150吨高浓度放射性污染水。如何储存与处理这些具有放射性的核污水，一直受到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
预计到2022年秋天，东京电力公司准备的约1000个污水储存罐将全部装满，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4月13日召开内阁会议，无视生态环境风险，正式宣布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太平洋的决定，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担忧。
更安全V.S更省钱，日本选择了后者
对于日本政府内阁作出要把目前储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超过125万吨核辐射废水排入太平洋海域的决定，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表示强烈谴责。日本官方的这一决定，意味着东京电力公司将获准在两年内启动核污水的排放工作。这些仍具有放射性的污水，主要是十年前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用来冷却融毁受损的反应堆而不断产生的。
绿色和平日本办公室的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铃木一枝Kazue Suzuki说：“日本政府无视生态环境的决定，完全是不公义的。不仅再次让福岛居民失望，也让生活在周边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居民暴露在核辐射的风险中。尽管日本有技术、有条件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点以及周边无人区建设更多长期储存罐，一定程度上将核辐射扩散的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然而，政府内阁却选择了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把核污水倾入太平洋。”
历时十年，仍未能排除的环境隐患
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绿色和平日本办公室的核辐射调查团队是最早到达福岛的环境保护组织之一，并在过去十年间持续进行了32次在地调查。2021年3月4日，在绿色和平发布的《福岛2011—2020十年核辐射调查》和《福岛第一核电站退役建议书》报告中，详细记载了福岛境内的饭馆村与浪江町的辐射值，资料显示当地清除辐射工作的效果非常有限，且近85%面积的官方设定“特别去污地区”仍然存在放射性污染。另外，现行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0-40年退役进程表亦难以如期完成。
目前，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超过123万吨具有放射性污水中，含有放射性同位素锶90（Sr-90），放射性氚（超重水），碳14（C-14）以及其它放射性物质，如碘129（I-129）和钴60（Co-60）。为了冷却受损核电站内部的核反应堆，这些污水还在不断持续增加。东京电力公司的多核素去除设施水处理技术（ALPA）不能去除放射性氚（超重水）或碳14（C-14），也不能完全去除其他放射性同位素，如锶90（Sr-90）、碘129（I-129）和钴60（Co-60）。接受这些放射性同位素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摄入受到污染的海洋食品，这些物质会在海洋食物链中长期积累，并且有可能已经通过食物链回到人类餐桌，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1]。
当人群暴露在核辐射中，集体辐射剂量能够产生相应的健康影响，而碳14（C-14）的半衰期长达5730年，会成为人类集体辐射剂量的主要元素。它会融入到蛋白质，核酸，特别是DNA等细胞组成当中[2]，由此造成的DNA损伤可能导致细胞死亡或潜在的遗传突变[3]。
就集中在骨骼中的锶90（Sr-90）而言，根据2017年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上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接触锶90可导致DNA双链断裂[4]。由于其在水中的高溶解度和长半衰期（29年），这种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能够长期存在，并逐渐进入食物链。
除了污染海洋，其实有更科学的方案
长期关注福岛核事故后续工作的绿色和平资深核电专家肖恩·伯尼建议，将核污水长期储存在坚固的储罐中，并应用包括除氚在内的最佳可行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是目前最为环保的选择[5]。事实上，东京电力公司也曾在2019年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地点仍有储存空间。日本经济产业省污水处理对策专家小组委员会报告的分析表明，后者曾经认可2022年后，在第一核电站内部和外部进行额外的核污水储存是可能的，但最终仍排除了这一方式，原因是其需要“大量的协调与时间”[6]。
日本经济产业省小组委员会将受污染的水排放到环境中的建议，显然不是基于科学数据，而是基于日本政府的政治利益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未来生存能力而做出的。
绿色和平指出，脆弱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已经面临着多重挑战，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一意孤行的决定令人愤慨。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且相关国家在“出现海洋环境因污染而遭受损害的紧迫危险的情况……等之际，应通报国际机构和相关国家。”
作为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强烈谴责并呼吁，日本政府应以广大民众安全健康为先，停止以任何形式将具有放射性核污水排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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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The dose rate is evaluated by applying dose conversion coefficients (DCCs, μGy.h-1 per Bq.unit-1 of mass or volume) to radionuclide concentrations in exposure environments or in organisms (Bq.unit-1 of mass or volume).
[2] As cited by IRSN (see reference below, Le Dizès-Maurel S, Maro D, Lebaron-Jacobs L, Masson M (2009). « Carbone 14 », in Chapitre 31, Toxicologie nucléaire environnementale et humaine. Ménager M.T., Garnier-Laplace J., Goyffon M. (Coord). Editions Tex&Doc – Lavoisier., 603-618.
[3]”Radionuclide fact sheet Carbon-14 and the environment”, August 2012, see https://www.irsn.fr/EN/Research/publications-documentation/radionuclides-sheets/environment/Pages/carbon14-environment.aspx
[4] “DNA damage induced by Strontium-90 exposure at low concentrations in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the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S. Musilli, N. Nicolas, Z. El Ali, P. Orellana-Moreno, C. Grand, K. Tack, S. Kerdine-Römer&J. M. Bertho, 30 January 2017se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41580#:~:text=Sr%20accumulates%20mostly%20in%20the%20bones%20of%20exposed%20populations.&text=Results%20indicated%20that%20a%2030,DNA%20repair%2C%20senescence%20and%20differentiation.
[5] Greenpeace East Asia, “Stemming the Tide”, October 2020, see https://www.greenpeace.org/static/planet4-japan-stateless/2020/10/5e303093-greenpeace_stemmingthetide2020_fukushima_radioactive_water_crisis_en_final.pdf
[6] METI, “The Subcommittee on Handling of the ALPS Treated Water Report” 10 February 2020 (Provisiona Translation), see https://www.meti.go.jp/english/earthquake/nuclear/decommissioning/pdf/20200210_alp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