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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日:对中国生态恢复行动纲领的四个思考

作者:潘文婧 (绿色和平森林与海洋项目经理)

近期十五头野生亚洲象一路北上接近昆明的情况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近年来,生活在云南省南部的亚洲象呈现逐步扩散的趋势,除了种群缓步增长带来的栖息地需求增加的原因,亚洲象适宜栖息地整体减少和破碎化加剧,是亚洲象向外扩散的最根本原因。一项2017年的研究显示,1975-2014年间,在亚洲象分布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天然林面积减少了16%,经济作物种植、基础设施建设等人为活动显著增加,并使天然林被不断割裂、片段化不断加剧[1]。亚洲象保护面临的栖息地问题只是中国以及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同样问题的缩影——破碎的自然生态系统必须尽快得到修复,依托其为生的人类和野生动植物才能有真正可持续的未来。

1975-2014年,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土地利用和亚洲象分布变化 [1]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生态系统修复”,同时,今天也标志着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2]倡议行动正式启动。这一倡议旨在预防、遏制、扭转全球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退化,以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粮食安全和水的供应。

无节制的开发和过度利用使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全球的天然林一直在持续减少,过去5年平均每年仍有1020万公顷森林消失[3];全球85%的湿地面积已经丧失,66%的海洋正在累积越来越大的影响。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退化使其提供的各项服务功能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到人类对食物、水和药物等资源的获取、应对气候灾害和极端事件的韧性以及生计选择等。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障人类福祉三大挑战[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没有大自然的帮助,我们将无法成长甚至无法生存。” 生态修复对应对气候变化有显著裨益:可以降低社会经济在气候风险下的暴露和敏感度,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和潜能。同时,生态修复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且在其推广和开展的过程中,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包容,生计改善,体制结构、政策和法律工具的应用和完善。

研究显示,全球超过20亿公顷已被砍伐和退化的土地存在恢复的潜力[5]。具体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生态修复行动的规划和实施成效与本土生态安全、社会经济、人民福祉有着更明确和现实的关联。

中国在去年发布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和编制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6],设定了今后15年间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总体蓝图。相比联合国的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中国的行动纲领的时间跨度更长,覆盖了森林、草原、荒漠、河流、湖泊、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与《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以及推进中的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并统筹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7]。

绿色和平认为,《规划》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政府从宏观生态层面进行的通盘规划,并充分考虑了对此前政策的衔接,一改过去几十年在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议题上,各自为政、系统性不足的做法,但若想生态修复这一“大动作”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仍有以下四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调生态修复的重点和实施途径,扭转过度“人工化”状况。

目前生态修复工程的范围,既涵盖自然生态系统修复,也包括人工系统(如植树造林、人工种草、人工湿地)的建立。科学研究表明,相比于建立人工系统,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可以带来更多重的环境和社会收益。以森林为例,人工林在全球森林恢复的努力中占据主导地位,是近年来森林覆盖率增加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人工林对于生物多样性,以及储碳、保土、蓄水等生态功能的收益非常有限[8]。另外,大面积人工林有病虫害风险大、火灾风险高和生态稳定性低的问题,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也给人工林带来了新的威胁。同时,不少集体人工商品林由于疏于经营和管理等因素,也导致了其蓄积增量不尽如人意,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9]。 

退耕还林被视为森林修复的重要方式,然而一项基于文献分析的关于中国全国范围内退耕还林所造森林类型的研究指出,文献中提到的202个县中,90%以上种植单树种纯林,种植简单人工混交林的县不到40%,种植接近本土天然林结构森林的县仅有3个。全国范围内,乔木纯林面积占到了全部乔木林的58.1%[10],不利于森林系统的稳定性,也对一些区域的水资源造成了威胁[11]。 

因此,尽管《规划》中将“自然恢复为主”列为首要原则,但涉及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具体工作,仍需要给出更明确的要求和指导,扭转生态修复过度人工化的“惯性”,对现有的人工生态系统进行自然化管理,并引导修复工程以自然化为最终目标。

其次,加强科学把关、强化审批与监督,谨防“看似修复,实则破坏”。

科学理论和技术是生态修复工作的“地基”。生态修复的各个环节如调研、规划、实施、监测、评价都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然而,由于某些规划、审批、实施主体对于生态修复的科学理解有限、所能获取的科技支撑不足,再加上某种程度上对于“政绩工程”的追逐,让各种以生态修复为外衣的项目得以“浑水摸鱼”上马实施,如湿地种树、毁草种树、“低效林”改造、河道硬化、湖泊沿岸绿化等,各种“看似修复,实则破坏”的案例屡屡发生,带来的后果是原生湿地、草原、天然林的进一步破坏,以及自然河道、湖岸的消失。

除了科学支撑不足之外,信息公开不足以及社会监督的缺失也助推了这些“伪修复”的发生。

在生态学研究力量和成果不断积累、公众自然保护意识不断提升、专业化社会组织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下,主管部门应更加主动地整合来自各方的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专业支持,推进信息公开和公众咨询工作,引领社会监督,共同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把关。

第三,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生态修复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全部需求。从公共资金的角度来说,急需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使经济发达地区作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共同)受益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主体区域提供激励。

目前,《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仍在制定过程中,希望条例的出台能够为生态修复工作提供更充足、灵活的公共资金保障机制。

随着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不断增强,环境类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不断提高,这些社会资源和力量应得到更多重视和引导,使其在生态修复领域的兴趣和投入与生态修复工作的整体规划和重点更为契合。

最后,谨防生态修复被视作实现碳中和的“捷径”。

在鼓励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和资源投入生态修复领域的同时,也要谨防生态修复被地方和企业视作实现碳中和的“捷径”。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各省地方政府和重点行业都面临尽快提出碳中和目标和途径的压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12]被视作实现碳中和途径之一,于是,“植树造林”、“森林修复”、“海洋碳汇”等开始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的碳中和路线图上。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系统对碳的储存容易受到灾害和未来开发利用的影响,再次形成碳源;另外,通过自然生态系统从大气中吸收和固定碳需要若干年时间[13],很难用“种一棵树等于减少多少碳排放”的简单公式来换算。

只有经过科学规划、有效实施、并充分考虑当地社区参与的NbS方案,才能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社区生计等方面的正收益,否则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行动造成进一步损害,甚至沦为企业逃避直接减排责任的“洗绿”工具。

从今天开始,地球进入十年的恢复期,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国家层面,描绘清晰的生态修复蓝图只是第一步。今后十年,地球能否收复失地,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衰退的趋势,中国是否能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都取决于社会各界的意愿、智慧和行动力的协同。我们期待中国能够交出一份生态修复的满意答卷。

此项目已在北京取得临时活动备案

参考资料:

[1] Peng Liu et al. Conflict between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sh forest encroachment in Asian elephantdistributions. Scientific Reports | 7: 6404 | DOI:10.1038/s41598-017-06751-6

[2]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3/1029512

[3] FAO, 2020.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2020: Main report. FAO, Rome, Italy.https://doi.org/10.4060/ca9825en

[4]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2/1078302

[5]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3/1029512十年倡议将加速实现现有各项全球恢复目标,例如”波恩挑战”计划,其旨在到2030年恢复3.5亿公顷(相当于印度的国土面积)已退化的生态系统。目前,已有57个国家、地方政府和私人组织承诺将恢复1.7亿多公顷土地。这一倡议的实施有赖于各项区域倡议,例如旨在到2020年恢复2000万公顷退化土地的拉丁美洲”20×20倡议”,以及旨在到2030年恢复1亿公顷退化土地的”AFR100非洲森林景观恢复倡议”。

[6]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P020200611354032680531.pdf

[7]《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8] Xiaoyang Wang, et al.The Biodiversitybenefit of native forests and mixed-species plantations over monocultureplantations.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2019;25:1721-1735

[9] https://www.greenpeace.org.cn/2030-forest-stock-op-20201224/

[10] Hua, Fangyuan, et al.”Opportunities for biodiversity gains under the world’s largestre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11]《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12]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al-based Solutions, NbS)是指与自然合作,强化生态系统功能,以应对社会挑战、保障社会公义的行为(Seddon et al., 2019)。其中一个重要的子集——基于自然的气候方案(NCS),则主要针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通过保护现存的未受干扰的生态系统、更好地管理已经开发的农林木场和修复退化生态系统等方式,一方面强化自然碳汇,另一方面尽量避免由于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排放增加。

[13] Archer, D. et al.(2009) Atmospheric lifetime of fossil fuel carbon dioxide. Annual Review of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37: 11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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